蔡昉：银发经济与银发经济学

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不能仅仅被看作一项旨在提振宏观经济的短期措施。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时代这一事实，使得银发经济成为未来的主流产业领域。

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老龄化率）不仅持续提高，在2030年后将在已达到的基础上明显加速，到2040年之后速度虽然略为平缓，但是提高的势头仍将继续到2055年。即使到本世纪末，中国的老龄化率仍将比2022年的水平高7个百分点。

可见，对中国来说，银发经济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因此，从更广的范围上研究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特别是探讨银发经济发展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主流领域。本文把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既必要又紧迫的产业政策问题，对其实施的着眼点和发力点做初步的讨论。

填补经济增长缺口的产业抓手

一个具有共性的经济发展现象是，在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口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减速的挑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直至增长速度“回归到均值”，可以说是发展阶段变化的一种必然后果。但是，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适时转变和增长动能的恰当转换，决定了增长减速的幅度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发展新常态，特别是作为最主要表现的人口总量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以及老龄化进入加速时期和更深度水平，使经济增长面临三个潜在的缺口。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速减少，导致传统增长动能的持续减弱。这特别表现为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的步调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等支撑增长的源泉趋于衰减。

随着人口红利加快消失产生这个增长动能缺口，固然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上可以无所作为。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同步、等量地以新动能替代传统动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将会超出合理的范围。对中国来说，低于预期的GDP增长率目标，就难以保证在2035年如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其次，在传统要素投入不再能够作为主要增长动能，因而越来越需要生产率提高来支撑合意增长速度的同时，生产率的传统源泉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趋于式微。

在人口红利支撑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出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效率，成为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生产率源泉。随着待转移的劳动力逐渐减少，这种生产率提高空间也趋于收缩。如果不能及时开启新的生产率源泉，以致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不足以抵消要素投入贡献率的降低，也同样会导致潜在增长率的过快和过度下降。

最后，在比较优势和资本回报率下降分别削弱出口和投资需求，因而越来越需要居民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发挥决定性支撑作用的同时，人口数量减少和老龄化带来诸多抑制社会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效应。

如果居民消费潜力不能得到及时和充分的挖掘，也就意味着消费不胜任需求的主要拉动力，不能为需求“三驾马车”的再平衡做出贡献的话，就可能出现一种不利的局面，即社会总需求不足以支撑供给侧增长能力的充分利用，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缺口。这同样意味着中国经济无法实现合理且合意的增长速度。

在上述三个经济增长缺口中，前两个表现在供给侧，最后一个表现在需求侧。银发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供需两侧，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提供全面填补这几个增长缺口的产业方案。

一方面，正如任何具有成长性的新兴产业一样，银发经济应该且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中，当仁不让地居于引领性的地位。这是因为，因应传统要素动能和传统生产率源泉式微的挑战，必然要求立足创新发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增长动能转换。

另一方面，通过带动一系列行业增长点，银发经济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中国之所以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一个规模庞大且多样化的人口，以及由此创造出的丰富需求和巨大的国内循环空间。年龄结构是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老龄化及其引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必须引导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轨道上来。

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结合的典型领域

无论是供给侧的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还是需求侧的新消费增长点创造，对于银发经济发展来说，都需要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调节供求关系，以及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发经济发展如同任何产业的发展一样，只有在行业的有进有退、市场主体的有生有死，以及产品和服务价格即时调节市场供求、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性的竞争性市场上经风历雨，才能保持整体效率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进而实现长期可持续成长。

与此同时，银发经济发展也需要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这种体现共性的一般规律，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无论作为劳动力还是消费者，人口作为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总和，既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因此，银发经济在创造私人收益的同时也创造社会效益。其次，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既反映人口转变对当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关乎资源和责任的代际分配，因此表现为一个双重外部性问题。最后，中国极为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未富先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遗产。

因此，人口新常态对民生特别是老年群体的影响，是一个公共政策领域问题，应该体现在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之中。

可见，从本质上说，银发经济应该成为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作用相交织和结合的典型领域。双重外部性的存在无疑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同时也绝不意味着政策应该越俎代庖，银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激励，归根结底应该建立在市场作用基础上。产业政策在这个领域的更突出作用，应该在一般性的引导和鼓励之外，更注重从人口转变的特征出发，在以下方面着眼和着力：

首先，产业政策引领银发经济的技术创新方向，确保产业发展符合老龄化相关的当下现实需求以及未来的潜在需求。老龄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经验，也具有极大的动态性变化特征，要求产业政策更具有前瞻性，能够做到未雨绸缪。

例如，在人口队列的交替转换中，今天对体面就业岗位有特别需求的大龄劳动者，很快便会成为退休生活中文化产品空缺亟待填补的消费者，继而又将成为需要更多生活辅助性服务的老年人，以及需要照料和护理的高龄老年人。老龄化相关的需求具有不断变化的特性，应对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产业政策的前瞻性至关重要，以便为产业和业态发展做出预判和规划。

其次，在产业政策中应该融入更多社会政策的元素，确保银发经济发展中生产率的提高结果同步地获得分享，惠及老年人和涉老人群。中国独具的未富先老国情，意味着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上，均存在着较明显的代际差别。这对银发经济领域实施产业政策提出特殊要求，即格外注重缩小技术应用中的行业差距，消除使用技术产品的数字鸿沟，同时努力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确保老年人消费市场早日进入良性循环且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破除“人口金字塔悖论”的关键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这个动态特征，最形象地反映在用统计数据绘制的人口金字塔图形变化中。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绘制出的人口金字塔，实际上越来越不像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图形，而是先演变成一个橄榄型的人口结构，进而逐渐趋近于一个倒金字塔型。

在图1中，我们展示2000年和2020年的两个人口金字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性变化。例如，在这个时间区段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10.5%提高到18.8%，7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4.3%提高到8.3%，8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1.0%提高到2.6%。

然而，与其他年龄段人口相比，老年人口的数量虽然增长更快，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却明显偏低。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上海、福州、武汉、沈阳、西安、广州六个城市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在20岁-25岁年龄段达到最高点，随后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例如，如果以峰值平均消费支出水平为1的话，50岁-55岁人口平均为0.56，60岁-65岁人口平均为0.66，到80岁-85岁时则下降为平均0.46。

这种趋势形成一个与中国未富先老特征相关的悖论：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与人口金字塔演化（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相背而行。世界性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居民消费率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就老龄化程度来说，中国已经于2021年达到国际通用的“老龄社会”标准（老龄化率超过14%），预计在2034年达到“高度老龄社会”标准（超过21%）。可见，如果不能及早破除人口金字塔悖论，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与人口结构之间的矛盾将与日俱增，造成经济增长率缺口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以提高老年人福祉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以及涉老需求为目标的银发经济，是破除“人口金字塔悖论”的关键抓手。应对老龄化经济影响的双重外部性，必须从两个方向上着眼和发力。

一种解决方案在于供给侧，即在老年产业和涉老产业的发展中实施产业政策，把政府的扶持意图体现其中，通过财政、金融等宏观手段实施补贴和其他政策优惠，缩短产能、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的周期。

另一种解决方案在于需求侧，即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增加大龄劳动者的收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提供更充分的惠老基本公共服务，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挖掘与之相关的需求潜力。

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一重大部署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方面，消费对投资和生产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高质量供给能够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和需求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维持和促进有效的经济循环，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供需两侧协同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互动，则有助于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银发经济的发展过程，恰好可以成为供需两侧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

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探讨过所谓“贫困恶性循环”现象，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着眼，认为落后国家特有的贫困状态，是一个难以轻易摆脱的因果循环。从供给侧来看，产出不足造成的收入水平低下，是起点上生产率低下的结果，进一步导致储蓄意愿不强和积累能力不足，反过来维系着供给不足的循环。从需求侧来看，低收入导致消费能力孱弱，进而构成产业发展的需求瓶颈，导致就业不足并抑制收入增长，反过来维系需求不足的循环。因此，推动形成一个临界最小规模储蓄水平，通过在诸多领域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相互创造市场和需求，可以同时打破供需两侧的恶性循环。

由于在整体收入水平仍低的条件下，资源要素从何而来、如何对资本积累和投资进行激励、如何形成消费需求，以及如何保持供需两侧条件的持续满足等一系列问题，都未能从这个理论中得到回答，实践中也往往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可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假说和政策主张，没有在发展实践中通过检验。

固然，中国发展银发经济仍然面临着产业基础薄弱、服务对象的潜在消费能力不足等瓶颈，然而，毕竟是在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实施，短板只存在于局部而非经济整体。2022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720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5.7%，这个发展成果也被相应转化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年达到39218元。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足以支撑供需两侧同步实施一个产业“大推动”。

围绕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实施这个大推动，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人均GDP已经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同时，中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却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6.9%。这种在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够同步、收入差距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居民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部分需要，未能从供给侧得到充分满足。这些因素均在老年产业和涉老产业中有所体现。

因此，培育银发经济发展中的需求动力，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市场便利水平等，以高质量供给消除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性，实现三者的同步增长。

注：本文转自公众号“长安街读书会”2024年11月14日，作者系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