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战争也阻止不了我们发新种的步伐！

从没有哪种中国植物被世人所认识的历史像水杉这样复杂，值得我每年听熟悉的师长们讲一遍；也从没有哪棵树上的叶子，曾被近现代中国、美国植物学领域如此众多的学者仔细端详、如痴如狂。

昆明植物园中的水杉 | Daderot / Wikimedia Common

发现“神树”

上世纪40年代初，整个中国大地正被烽火点燃。日本侵华后期，大量国土沦陷，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迁至战时陪都重庆，湖北省会也西迁到了恩施。尽管战争紧迫，国土上依然有学者用微薄的经费继续研究。

1943年夏天，担任农林部中央林业研究所技正的王战，从重庆出发去恩施，接洽赴神农架进行植物考察事宜。当他经过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时，从万县高等农校任教的杨龙兴那里得知谋道镇（曾属四川万县，1955年起被划归湖北利川）附近的磨刀溪有一棵“神树”。

1948年，阿诺德树木园出版的《阿诺德亚》（Arnoldia）双月刊对薛纪如采集水杉模式标本的过程作了报导，目录页的

王战思虑之下，放弃了原定的水路，改从陆路去往恩施。步行整整三天之后，他看到这棵庞大的三十多米高的针叶树，枝叶开展，气宇非凡，被当地人称为“水桫”。出于对“神树”的敬畏，村民在树旁边建了一座房子一样的神龛。王战在这棵树上采集了树叶和球果标本，这一天是1943年7月21日，之后王战继续赴恩施考察。当回到重庆后，他把这份标本鉴定为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编号“王战118”并存放在了标本室。

活着的古老物种

当抗战终于在1945年行将结束时，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森林系技术员吴中伦去中央林业实验所鉴定植物标本，当他看到王战给他的这份“水松”标本时，心有所动，便带去转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郑万钧。

郑万钧见到标本后认定这是从未见过的新物种，他访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在研究之后坚定了自己的猜想。1946年，战争结束后的春天，他派出研究生薛纪如赴磨刀溪，在那棵大树上再次采集了标本以及球果。4月中旬，郑万钧将这新的标本寄给了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的胡先骕，并推测为北美红杉属 Sequoia或巨杉属 Sequoiadendron分布于中国的新物种。

胡先骕收到标本后，也许在助手傅书遐所整理搜集论文的提醒下，在4月22日至5月9日的某个瞬间，他注意到一篇1941年的文章：日本京都大学的三木茂（Shigeru Miki）曾根据一类近似北美红杉属 Sequoia 的植物化石中显著的小叶对生等形态特征，建立发表了一个新的化石属Metasequoia。在仔细翻阅研究之后，胡先骕最终认定这种植物标本的形态与 Metasequoia 化石如出一辙，它就是活着的Metasequoia，中文遵从当地人习惯，定为“水杉”。

1946年12月，胡先骕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上发表《记中国早第三纪的一种水杉》（Notes on a Paleogene species of Metasequoia in China），向世界公布了这个发现。

1948年5月15日，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撰写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一文发表于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新编)》第一卷第二期，描述并将其定名为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and W.C.Cheng，模式采集人记录为薛纪如，给这战争年代中的一次植物研究过程画上了句号，也拉开了新的序幕。

围绕“老爷树”的争执

新种发表后，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告知二人他曾在1941年冬天从湖北去往重庆时注意到了这棵大树，并委托万县农校的杨龙兴采集了标本，遗憾的是当时冬天水杉落叶了，没有球果，标本也未能保存下来。但这一过程被杨龙兴在多年后否认，干铎是否在王战之前就已见过水杉，成为了一个谜。

胡先骕《水杉“活化石”是怎样在中国被发现的》于1948年发表在《纽约植物园刊》上，详细阐述了水杉从采集、鉴定到被发表的过程，但也错误地将王战采集标本的时间写成了1944年 | metasequoia.net

在此期间的1947年，郑万钧委派华敬灿先生赴利川采集了大量种子，并发现了更多的野生水杉。胡先骕、郑万钧又分别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系主任、古植物专家钱尼博士（Ralph Works Chaney），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亚洲植物专家麦瑞尔博士（Elmer Drew Merrill）通讯，并将采集到的一些水杉种子和标本寄给了麦瑞尔，麦瑞尔转寄给了钱尼——他们都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

麦瑞尔给中国同行寄来了250美元种子采集费，又将种子分发给了丹麦哥本哈根、荷兰阿姆斯特丹等植物园。钱尼更进一步，于1948年春到访中国赴谋道镇考察，在那棵大树和其它的母树上采集了不少种子，并在回国后广受采访和演讲。两位学者的行为差异导致了彼此失和，并在日后的大洋彼岸引发了“谁将水杉引向西方世界”的更加广泛的争论。

参与水杉发现、引种过程中的大多数学者，王战、吴中伦、胡先骕、郑万钧、薛纪如、华敬灿，美国的钱尼和麦瑞尔，均在当时或者日后成为了植物学、森林学大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辈，胡先骕先生更是一生坎坷又富于传奇性。

水杉在系统生物学、进化生物学、保育生物学和生物地理研究上的重要性，使得研究者云集，最初发现过程中的历史争论也是无穷无尽。但如同被嘲弄一般，最初被王战从大树上所采集、被郑万钧先生和胡先骕先生首次研究的那份重要标本“王战118号”却消失了一般，长期无人知晓。直到2002年，由植物分类学家马金双博士和邵国凡博士在江苏省林业科学院的图书室“楼下一间废弃的‘杂物仓库’兼‘标本室’”底柜中寻得，才终被妥善保存。

太古时代的孑遗

那么为什么活着的水杉独独在利川被发现呢？

5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东挤压撞上欧亚大陆板块，沧海升起成为陆地、山脉、高原，我们从初中地理课本所知道的中国“西高东低”三级阶梯地形，就此逐渐成形。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走向，今天中国的南方变得更加湿润，同时，印度板块挤压的连锁效应，使得今天中国中部和北部山脉多为东西走向——这为我们今天的故事埋下了所有的伏笔。

磨刀溪，“神木”的生长地 | metasequoia.net

在第三纪暖期，水杉和它最近亲戚北美红杉、巨杉的共同祖先们，分布从欧亚大陆到北美大陆连成一体，而到了晚第三纪到第四纪气候转冷，大规模冰川运动灭绝了北美的水杉属近缘植物，而中国的水杉则受到东西走向山脉的庇护，阻挡了来自北极的冰川，在地形皱褶之间遗留了下来。四川重庆湖北边境的七曜山山脉，正是这样一处避难所。

尽管在近现代受到生境破坏、过度采集和人为干扰威胁，更多的野生水杉在重庆、湖南、湖北被发现并成立了保护区，一线保护人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最初那棵大树只是沉默着，接受了一批又一批学者的到访、采集、争论，身边的石屋神龛被拆了，围上了保护围栏，建起了“中国水杉植物园”和木栈道，挂上了红色丝绸，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利川水杉王”——但当一切的烟消云散，它依然见证了数千万年的历史。

那些来自最初发现的母树的水杉种子，也早在万里之外的土地生根发芽——除去几乎每座南方城市能见到的那些行道树，我所见过美国最早的栽培水杉，在密苏里植物园里有记录的已经有70岁了，它们就是利川大水杉在海外的孩子。

想了解更多关于水杉发现的故事，请访问马金双博士建立的水杉网站www.metasequo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