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在道德上是错的吗？-

利维坦按：

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死亡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生物学意义上来讲，没有仅存在于某一刻的“死亡”的说法，每一个逝者都经历了一系列渐进的死去：速率不同的组织衰竭。由此，“从出生就迈向死亡”这句话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我们或许常听到父母说，“我们把你生下来难道有错吗？”

崔健《投机分子》里有句歌词是，“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我们也没说愿意”，的确，一种“非存在”无法拥有自我意志来决定出生，于是，“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在道德上）有错吗？”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作为一个拒绝繁衍生育的人，我不想把个人观点强加到任何人身上，它也没必要成为一种宣言，换言之，这种选择终究是私人的，只可感召，无需倡导。

正如同文中贝纳塔的非对称性论证，生育和反对生育者所持有的信念必然不同，对于痛苦和伤害的概率理解亦有偏差，因此，这也并不必然是一个谁说服谁的问题。想象一下，人类发明出这样一种药物，能够毫无痛苦地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一旦给人施药，这个人会在一年后的任一时间死去。但这种药只会在人睡眠时生效，不会带来任何痛苦。

现在，继续想象你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身陷囹圄，完全记不起自己是谁。狱警说你的脑袋曾被一个犯人猛击，（除了自己的名字）你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然后，你被告知了这种药的存在，并因犯下恶行而被给药。现在你的生命不到一年了。

但你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被陷害的，只能默默等死。

其实这就是人生。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在出生之时都被植入了这种“药物”。也许最大的区别是，这种“药物”随时可以发挥作用。

反生育主义（Anti-Natalism）

反生育主义认为生育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是一种非常激烈、反直觉的观点。不过，既然这种观点和各式各样的政策制定相关（尤其是在人口过剩或老龄化的国家中），它的哲学意义就值得我们仔细探讨。

（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renthood/#GroLimRigPro）

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1966-）。© The Irish Catholic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他的主要论证方式是非对称性论证。一言以蔽之，他主张存在总是痛苦的（也可能并非全是痛苦），非存在则意味着痛苦的缺失。

（www.princeton.edu/~eharman/Benatar.pdf）

简单来说，他的主张分为四点：

痛苦是坏的。2. 快乐是好的。3. 没有痛苦是好的。4. 没有快乐不好也不坏。存在包含前两点（1）、（2），非存在包括后两点（3）、（4）。因此，非存在意味着净值为好，而存在却不能确保这一点（贝纳塔还主张存在通常意味着净值为坏）。因此，非存在要好于存在。

他的论点带有规避痛苦的同理心色彩。他认为因为痛苦不可避免，所以存在是坏的。因此，贝纳塔的反生育主义要求我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抱有共鸣，不生育是为了不给世界带来痛苦。

我的反生育理念不是出于对孩子的厌恶，而是想要避免他们将在成长时和成人后遭遇的痛苦，虽然不生育违反了想要生孩子的人群的利益。

——大卫 · 贝纳塔《最好从未出生》（Better to Not Have Been）

贝纳塔的反生育主义是关于伤害的论题。即，他认为生育在道德上是错的，因为这必然会给一个潜在的、有知觉的生命带来伤害。

非对称性论证也是关于伤害的讨论。生育就是将一个人带入生命里不可规避的伤害中（尽管他/她的生活总体而言可能不错）。但不生育就可以防止其受到潜在的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十分清楚一个人将会被伤害，那就有道德义务使他/她免受伤害，且我们也有能力这样做。贝纳塔认为，生育亦是如此。

电影《铁皮鼓》海报。© 豆瓣电影即便如此，批评贝纳塔（及反生育主义）的评论家通常会提出无身份问题（the non-identity problem）。简言之，他们会争论说，不可能对一个还未存在的个体施加伤害。

（plato.stanford.edu/entries/nonidentity-problem/）

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提出了关于无身份问题的经典案例。这一思维实验是这样的：

一个14岁的女孩刚刚发育完全。如果她选择生育，（出于生理和社会原因）那么对这个可能出世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坏的，因此这么做在道德上是错的。所以，她将会选择等几年再怀孕。然而，帕菲特认为在“几年”后，她怀上的无疑就是另一个孩子了（胚胎将由另一个卵子发育而来）。这也就意味着，相比多年后怀上的那个孩子，当下怀上的这个孩子所面临的情况不一定就是坏的，因为我们还需要比较两个个体的福祉情况。

绕开无身份问题的方法

无身份问题的前提是一个重要假设，即，我们无法伤害还不存在的人。

但我们可以绕开这个问题，比如从公平这个点切入反生育主义，而非伤害。

尽管公平和伤害这两个概念息息相关，但彼此仍有差别。例如，通过惩罚和奖赏，我们可能会公平地伤害某人。而在错案中，我们也可以不公平地施加伤害。

很重要的一点是，某些事尽管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但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一个例子就是偏袒，即一群人得到好处，另一群人却没有。

下面是关于公平的论点：

1.采取不公平的行动在道德上是错的（不管是否造成伤害）。2.如果剥夺一条无辜的生命是不公平的，那么生育也是不公平的。3.因此，如果剥夺一条无辜的生命在道德上是错的，那么生育在道德上也是错的。

也许第二个依据更需要为之辩护。我把生育等同于将一个人判处死刑。

对于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而言，这极为反直觉，因为在一般观念中，生是死的对立面。因此，把出生视为迈向死亡听起来荒诞不经。

首先，我必须澄清的是，我不是将“生”等同于“死”。这两个概念显然截然不同。只要我们不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极端视角来看（我们当然不必这样做），生和死就不是一回事。

说得更清楚些，我是将“出生”等同于“被判以死”。这两者意味着“生成（becoming）”，但生和死意味着“存在（being）”。更简单一点来说，一个是“我将要死”，另一个则是“我死了”。

第二，每个活着的人终将死亡，我认为这一点毫无争议性。死亡是自然而然且无可避免的生命形态。在生物学领域，每个复杂的器官都将在某一天死亡，人类同样如此。

（articlekz.com/en/article/15713）

第三，毋庸置疑，当我们被带到这个世界、被赋予生命之时，就被带入了一种将要死亡的境地。因此，体验生命就是体验走向死亡的过程。

请注意死亡的过程在大多情况下没有痛苦或伤害。我们不应该把“将要死亡”和临终之际的痛苦血腥混为一谈。前者仅仅是通向死亡这个状态的过程。所以，如果每个人都会死，那么我们都正处于将要死亡这一境地。可能存在类比不当？

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谈不上不公。削减一个无辜的人本应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才是不公平的。这仍然和无身份问题有关。

只有当一个人已经是活的状态，并仍有更多生存时间，那么判处这个人死刑才是不公平的。这样一来，对无辜的人判处死刑和生育之间的类比是不成立的。前者剥夺了这个人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后者使死亡成为必然。这二者是不同的。这就迫使我们思考死刑的公平和道德性问题——这一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接下来呢？如果你认为这一论述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同意生育（以及将生命变为存在）在道德上是错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限制甚至禁止我们创造生命。我们有道德义务去限制生育。我不想太过火，说些我们有道德义务一起停止生育的话。

就像我们为了“恢复人性”，必不可少地偶尔将无辜之人推入死地。在我们将关注点转移到未来之前，我们应该为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努力（比如，领养和慈善）。

文/Wei Xiang

译/Yord

校对/药师

原文/theapeiron.co.uk/is-procreation-morally-wrong-1c8e5a625548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编者有话说：文中提到的德里克·帕菲特可谓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之一，比如他对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论述就十分有趣。国内出版过他的《理与人》，《论重要之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