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大后方，有一群坚持科研的动物学家

刘承钊（1900-1976）先生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34年，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无尾两栖类第二性征》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随着日军入侵上海，东吴大学于10月15日迁往浙江湖州。日军再次逼近，学校被迫于11月14日关闭。

位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内的刘承钊先生铜像 | 蒋珂

在刘承钊先生的带领下，生物系18位学生和4位教师于15日星夜启程西迁，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用尽一切办法，尝尽各种艰辛，终于在1938年1月27日抵达西南地区大后方——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复课。这22位西迁的师生里，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生物学家，其中刘承钊、刘建康、陆宝麟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战争中继续科学研究

上世纪30-40年代的成都还比较落后，但刘承钊先生却认为这是“无比幸运的机会”，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有机会在中国西部，邻近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中研究两栖爬行动物。到达成都的当年夏天，1938年6-9月，刘承钊先生带领师生在峨眉山开展两栖爬行动物考察，在之后10年时间里，他亲自参与的野外考察达10余次。当时几乎没有科研经费，刘承钊先生就省吃俭用，用省下的工资充当野外经费。通过野外考察，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仅在“华西两栖类自然史研究”主题下就发表有12篇论文，报道了14个物种的生活史，仅10年时间就发表27个新种，1个新属，奠定了他成为世界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基础。

野外考察异常艰辛，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1942年5月初，刘承钊先生在四川省昭觉县雁窝塘考察时，当时条件艰苦，不慎患上斑疹伤寒，昏迷近10天，生命垂危。幸亏被人用简易担架从昭觉步行抬到西昌救治，50多天后才逐渐康复。8月初，消瘦的刘承钊先生独自带着几乎是由生命换来的标本，回到成都。通过研究，他从这批标本中发表了8个两栖类新种，其中包括昭觉林蛙Rana chaochiaoensis Liu, 1946。

在大后方的新发现

昭觉林蛙是蛙科Ranidae、蛙属Rana成员，它的吻部短而钝，背侧褶呈直线或仅在鼓膜上方略弯曲，指尖无吸盘，体背无峰形斑，体色以棕色为主，带有黑色斑点及橘红色小点，栖息于四川、云南、贵州等云贵高原及横断山地区海拔1150-3500米的沼泽、水塘等环境，繁殖期3-10月，随不同产地而异。

雄性昭觉林蛙 | 任金龙

雄性昭觉林蛙没有声囊，在繁殖季节不能发出响亮的鸣叫声；雄性第一指基部具有极为发达的灰色刺状婚垫，具有增加摩擦力的作用，雄性与雌性抱对时，可以利用婚垫牢牢地抱紧雌性而不易被分开。

1946年，刘承钊先生发表新种昭觉林蛙时，指定正模标本为1942年5月7日采自昭觉县的1号雄性，编号“609”。2009年出版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下卷）》指出，昭觉林蛙正模标本（“609”号）未能找到，推测是当初记录有误，或标本遗失，因此重新指定同批采集的模式系列标本中“641”号标本为新的模式标本。

刘承钊先生发表新种昭觉林蛙的墨线图 | 《地灵人杰——刘承钊教授在四川》

最近，我们有幸查到刘承钊先生亲自记录的野外笔记，“609”号标本虽然也是昭觉林蛙，但采集时间与地点都与发表的信息不符（采于6月29日而非5月7日，采自盐源县而非昭觉县），因此印证了“动物志”的观点，很可能是当时发表时将标本号误记。

不畏艰难，向未知前进

令人欣慰的是，刘承钊先生所采集的大部分标本，以及由他的同事、学生和后辈们所采集的标本，总计超过11万号，如今已妥善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其中最早采集的标本（1938年）至今已超过80年。这些珍贵的标本，在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标本库 | 蒋珂

1946年4月，刘承钊先生寄送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部分标本记录，其中就包括昭觉林蛙的几号副模标本，如今在北京大学生物标本馆内还能找到 | 蒋珂

1976年4月9日，刘承钊先生因心肌梗塞逝世于成都，享年76岁。1992年，刘承钊先生和夫人胡淑琴（1914-1992，也是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一部分骨灰按照遗愿被撒放在峨眉山，这是他们到成都后第一次野外考察的地方；另一部分骨灰则安葬在青城山，墓志铭正是刘承钊先生在《华西两栖类》（1950年出版）前言中写下的最能表达自己心声的一句话：“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