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与分歧的反思-

利维坦按：

今天文章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处理分歧。战斗还是逃跑，我们估计都经历过，虽然我们都清楚，回避某个分歧并不代表分歧会因此烟消云散。而在互联网的今天，这种局面则变得更加极端和对立——一方面，相比之前，人们更容易在线上获得相同观点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持对立观点的两方也更容易擦枪走火。这多少“得益于”互联网的设计属性：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也因此容易裹挟理性。

如何在高语境和低语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乃至如何重新思考“面子”的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互联网的格局已然形成，我们只能调整思路去积极适应。

2010年，《时代》杂志将马克·扎克伯格评选为年度人物。它将Facebook的使命描述为“驯服叫嚣的网络暴民，将充满孤独、反社会情绪的随机网络世界变成一个友好社会”。在互联网广泛运用的头十年有一个流行的理论：当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人沟通时，就会变得更加友好和善解人意，最终形成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

但到了2021年，这个愿景似乎显得过于天真。网络上的“键盘侠”们没日没夜地进行攻击，其中一些人还在现实世界中犯下暴行。网络将人联结在一起，却不一定会让他们产生情谊。最坏的情况下，它就像一个使人们相互憎恶的巨型机器。

数字媒体平台具有内在的互动性，而人类也天生好辩。

正如格雷厄姆所言：“反对往往比赞同更能刺激人。”读者更倾向于去评论他们并不赞同的文章或帖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更多（而表达“我同意”的方式则是有限的）。人们提出不同意见时会表现得更为活跃，这通常意味着怒火中烧。

我们很容易就将此种变化归咎于Facebook和Twitter，但同时也忽视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即人类行为更为广泛深远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已经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了。在社交和电子媒介中，单向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每个人都开始给出回应。如果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要求我们袒露心声。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对两种文化传播模式，即高语境和低语境进行了区分。在低语境文化中，沟通是明确而直接的。人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们思想和情感的直接表达，你不需要理解语境，不需要思考谁在说话，在何种情况下说话。

但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很少做明确表达，大部分言语都含有“言下”之意。每条信息的意义更取决于语境，而不会单单停留在词语本身。此种沟通是隐晦、微妙且模糊的。

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城市、与陌生人做生意以及用智能手机交流，各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过着越来越低语境的生活。不同的国家依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播模式，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制于相同的力量——商业、城市化和技术。它们瓦解了传统，缓和了等级制度，带来了更多的冲突。

至于我们是否已为此做好准备，现在还无从知晓。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社会都在高语境模式下运作。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拥有共同风俗和固定管理模式的定居点和部落中。但现在，我们经常遇到与自己价值观和习惯不同的人。与此同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平等主义。放眼望去，在各种合作中，各方都有或要求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听到，而且这也逐渐变成了可能。

在这个喧闹无礼、更为多元的世界里，以前关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隐含规则变得更加宽松灵活，有时甚至消失了。由于指导我们决策的上下文越来越少，“我们都同意”的事情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想想是什么定义了低语境文化，或者退一步说，是什么定义了极端的低语境形式：无休止的交谈，频繁的唇枪舌剑；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诉说自己的想法！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正如冲突解决专家伊恩·麦克达夫（Ian Macduff）所说：“互联网世界看起来很像一个低语境世界。”

如果人类是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会在给出深思熟虑的回应之前礼貌地听取对立的观点。事实上，分歧使得我们脑中的化学信号汹涌澎湃，让人很难专注于眼前的问题。这些信号告诉我们分歧是他人对自我的攻击。“我不同意你”变成“我不喜欢你”。我们不再敞开心扉接受别人的观点，而是专注于自我防御。

© Lynsey Weatherspoon早在191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就发现，动物在遇到威胁时有两种基本策略：战斗或逃跑。人类也不例外。分歧可能会让我们变得咄咄逼人、猛烈抨击，也可能让我们变成缩头乌龟——为了避免冲突而不敢声张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低语境环境中，这些原始反应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要么陷入剑拔弩张、大多毫无意义的争论中，要么尽量避免争论。这两种反应都是失调的。

不用费多大劲，你就能发现人们面临分歧时的针锋相对：打开你的社交媒体平台或阅读你最喜欢的网站的评论部分。虽然互联网以创造“回音室”而闻名，人们在这里只会遇到他们已经同意的观点，但证据却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用户比非用户拥有更多样的信息来源。你总是能在Twitter上遇到让你不爽的观点；而当你唯一的信息来源是一份日报时，上述不爽的可能性则会小得多。互联网不是在制造泡沫，而是在爆裂泡沫，从而制造敌意、恐惧和愤怒。

网络话语总是充满戾气的一个原因是它被设计成了这样。研究表明，使人愤怒的内容更有可能被分享。发布这些信息的用户会获得点赞和转发，发布这些信息的平台会获得人们的关注和参与，而这些流量又是平台对谈广告商的资本。因此，网络平台有将每种争论激化到极端的动机。微妙含义、人们的反思和相互理解在网络交火中被抛至一旁，并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但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争论得太多，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空洞的愤怒，恰恰显示出我们缺乏真正发人深省的争执：网络交战只是逃避的烟幕弹。

人们常说，我们如果要应对现下的生存威胁，就必须搁置分歧。但当我们都同意或假装同意时，就更难取得进展。争论是一种思维方式，也许是最好的一种。不论是婚姻、企业还是民主国家，对任何合作型关系来说，争论都对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它将模糊的概念转化为可行的想法，将盲点转化为洞察力，将不信任转化为同理心。我们需要让分歧发挥作用，而不是搁置一旁。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克服对争论的普遍不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针锋相对的确很难，让人压力山大。但如果我们学着把它看作一种技能，而不是与之俱来的天赋，我们可能会更轻松地看待它。我相信，我们可以向那些成功在充满争论、冲突的局面中生存的人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最不友好的遭遇中淬炼出信息、洞察力和交情。

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恐怖分子提出了条件却被当局拒绝。慕尼黑警方选择付诸火力，最终导致包括所有人质在内的22人死亡。这一事件后被称为慕尼黑大屠杀，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也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暴力，警方必须与劫持者进行沟通，然而这种沟通并无标准方案可循。警方意识到他们需要学习谈判技巧。

1972年，慕尼黑警方正在与劫持人质的代表协商。© Bettmann Archive现在，人质谈判人员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他们可能是谈判专家或受过训练的其他职能人员。最优秀的谈判人员不仅精通技巧，还明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说的“面子功夫”的重要性。用戈夫曼的话说，“面子”是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想要建立的公众形象。我们努力为每次会面换上不同的“脸”，比如你想展示给未来老板和约会对象的“脸”就是不同的。这种努力就是面子功夫。

和我们信任、熟悉的人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太担心面子。至于陌生人，尤其是那些对我们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会很在乎面子。一个人如果做了此种努力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会感觉很糟糕。如果你努力想将自己打造成权威，而别人对你却不怎么尊重，你会感到尴尬甚至丢面子。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试图破坏这次会面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而善于应对分歧的人不会只顾自己的面子，他们也非常给对方面子。最强大的社交技能之一就是会给对方面子、使对方确信其展现出了希望展现的公众形象。在任何谈话中，对方如果感到自己的形象被接受并确信如此，会变得更容易相处，也更有可能倾听你说的话。

对于这一点，人质谈判代表当然心中有数。人质危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工具型”和“表达型”。在“工具型”危机中，整个互动表现得较为理性。劫持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然后谈判过程就开始了。

而在“表达型”危机中，劫持者想对本国人或全世界表达些什么，并通常冲动行事。比如，一位父亲在失去监护权后绑架了自己的女儿，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女友绑起来并威胁要杀了她。在大多数情况下，谈判代表是与那些把自己当作人质的人打交道：那些爬到高楼楼顶并威胁要跳下去的人。在这样一个表达型场景中，劫持者通常会紧张不安、情绪激动，即愤怒、绝望和极度的不安感，而且容易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行事。

谈判人员被教导在谈判之前要安抚劫持者。密歇根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威廉·多诺霍（William Donohue）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充满冲突的对话，谈话对象包括恐怖分子、海盗和濒临自杀的人。谈判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他跟我提到面子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让对方感到自己有多强大。在表达型情境中，劫持者希望自己的重要性以某种方式得到承认，地位得到认可。

多诺霍及其合作者——兰开斯特大学的保罗·泰勒（Paul Taylor）创造了“低人一等”这个词语，用来描述在谈判中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最不安全的一方。“低人一等”的一方更有可能采取激进和攻击性的行动，从而牺牲了理性寻找共同利益或提出解决方案的可能。

1974年，西班牙和美国就西班牙领土上的某些美国军事基地的事宜展开谈判。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鲁克曼（Daniel Druckman）研究了美国和西班牙谈判代表采取“硬策略”或“软策略”的时间点。他发现西班牙方使用威胁和指责的频率是美国的三倍。“低人一等”的西班牙在积极地维护自治权。

当劫持者觉得自己被控制了，就更有可能诉诸暴力。多诺霍告诉我：“那时交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实际上，劫持者是在说：‘你不尊重我，所以我只能通过控制你的身体来获得尊重。’”人们会竭尽全力，甚至自我毁灭，以避免被蔑视之感。“低人一等”的一方经常会耍阴招，从意想不到的、难以防守的角度攻击对手。他们不去寻找对双方都有益的解决方案，而是把每一次谈判都视为一场零和博弈，其中一方必须赢，另一方必须输。他们对人不对事，通过攻击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相比之下，有些人在谈判之初就预想着成功，因为他们处于或认为自己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他们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更放松友善的方式，并专注于分歧的本质，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他们也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做出可能被视为软弱的举动，进行更为友好和缓的对话。因为他们不害怕丢面子，也愿意握手言和。

这就是为什么给人面子如此重要。谈判者们都尽可能让对手感到安全。熟练的谈判者总是能掌握与对手交锋的节奏。他们知道在“高人一等”时，聪明的做法是缩小对手与自己的差距。

在任何双方权力不对等的对话中，权力大的一方更可能关注话语的浅层含义，即显而易见的字面意思，而“低人一等”的一方则更关注言外之意。下面是一些例子：

家长说：“你为什么这么晚回家？”十几岁的女儿想：“你把我当小孩对待。”医生说：“我们看不出你有什么毛病。”病人会想：“你根本不关心我。”政治家表示：“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劲。”选民想：“别把我当白痴一样讲话。”若讨论变得激烈并失去沟通作用，通常是因为参与的某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面子。这有助于解释戾气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般的存在，有时这就像一种地位竞争，竞争的筹码则是他人的关注。

理论上，在Twitter、Facebook或Instagram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点赞、转发或收获新粉丝。但实际上，对于那些寂寂无名之辈来说，要获得大量粉丝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偶有例外）。用户被高地位的承诺迷惑，当自己的地位无法得到认可时就会出离愤怒。社交媒体似乎给了每个人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事实上，它的目的是奖励极少数人以大量关注，而大多数人却鲜少得到关注。这个系统被操纵了。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埃莉莎·索博（Elisa Sobo）采访了一些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很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那为何还无视基于可靠科学的主流医疗建议？

索博得出结论，这些人反对疫苗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身份证明”，也就是说，这不是选择治疗方式，而是“站队”，类似于“文帮派文身、戴婚戒或狂刷流行的短视频”。这种拒绝表达的“更多是关于他是谁、认同谁，而非他不是谁或反对谁”。索博指出，那些选择接种疫苗的人也是如此，表达着他们渴望与主流医学观点站在一起，这也是一种表明他们是谁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双方的争论很快就变成了身份冲突。

根据威廉·多诺霍的说法，将参与者拖入破坏性冲突的，通常是关于他们是谁的斗争。他说：“我在绑架、政治和婚姻纠纷中都看到过这种情况。‘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问题’‘你感觉迟钝’，人们会觉得他人在攻击自己，所以就会自卫或者回击。于是事态升级。”

将我们的观点和自我意识纠缠在一起，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当我们试图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时，不论是戒烟、适应新的工作方式还是为我们的候选人投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有争议的观点或行为从他的自我意识中剥离出来，以降低由身份导致的不认同风险。有技巧的异见者会帮助对手得出结论：他们可以说或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他们仍然是自己。

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将双方和分歧的距离拉远。1994年，波士顿一家堕胎诊所发生枪击事件，而后慈善家劳拉·蔡（Laura Chasin）联系了6名堕胎活动人士（其中3名支持堕胎，3名反对），让他们秘密会面，看看能否达成某种共同认识。尽管艰难而痛苦，这6位女士还是在接下来数年的时间里坚持秘密见面。

起初，她们发现自己的立场变牢固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了解的加深，她们觉得能够以不受约束、更深入的方式进行思考、沟通和谈判了。人们越是觉得不必在盟友面前保持面子，就越会灵活地接受别人的观点。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工作场所的冲突。在一群同事面前，人们更倾向于关注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不是关注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如果我认为，别人觉得我有能力很重要，那么我可能会对任何阻碍工作的事物做出愤怒的反应。如果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友善、很乐意合作，我可能会克制自己表达对一项提议的强烈反对并避免关注。

这就是为什么工作对话中出现棘手情形时，参与者往往会提议私下解决。这个短语过去仅仅指私下讨论，但现在又多了一个细微的含义：“让我们把这个可能很艰难的对话转移到对我们的面子影响较小的地方。”

私下处理分歧虽然可行，但永远只能被视为次优选择。这意味着让手头的问题暴露在更少人的审视之下，失去了公开争论的好处。降低身份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创造一种工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不需要太多地保护自己的面子，能明确鼓励不同的意见，容忍错误，理解行为规则，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关心集体目标。然后你就可以真正畅所欲言了。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分歧中，面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重要的。虽然避开旁观者的视线是降低身份风险的一种方法，但另一种方法是给面子——肯定对方对自己的理想认知。

若你向我表明你信赖我，也信赖我想传达出的外在形象，我会更容易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个人的亲切感可以使分歧烟消云散。

有时，这就像在对手感到最脆弱时说句赞美的话一样简单。乔纳森·温德（Jonathan Wender）曾是一名警察，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Polis的组织，专门培训美国警察如何化解冲突。他写了一本有关警务的书，并在书中指出，逮捕行为可能会让嫌疑人蒙羞。温德认为，警察在实施逮捕时，应该尽可能让嫌疑人自我感觉更好一些。

他举了一个案例，嫌疑人加尔文因涉嫌暴力袭击被捕。他说：“我和另一位警察分别抓住加尔文的一只胳膊，告诉他他被捕了。他开始挣扎，准备反抗。考虑到他的高大身材和施暴前科，我们想避免与他发生冲突，因为这一定会让双方受伤。我对加尔文说，‘嘿，你太高大了，我们无法与你抗衡。’”

温德写道：“警察们可以通过……肯定他的尊严来减少潜在的冲突，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让被逮捕的人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至少不那么糟糕，符合警察的利益。这是常识或者至少应该是常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经常会犯你可能称之为“占上风者”的错误：在取得主导地位后，他们粗暴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伤害对方的自我意识。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些短暂的满足感，但也为他们制造了并不想要的对手。

被羞辱过的嫌疑犯不会忘记这件事，有人会在几年之后对警察——任一警察进行可怕的报复。羞辱伤害了嫌疑人，也伤害了与之有关的人。在对10个国际外交危机的研究中，政治学家威廉·扎特曼（William Zartman）和约翰内斯·奥里克（Johannes Aurik）描述了当强国对弱国施加影响力时，弱国如何在短期内屈从但随后想方设法寻求报复的例子。

美国政客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描述了如何与你强烈反对的人对话。就算你不同意她的政见，也会同意这是个好建议：

“我的一位导师给我的最好建议是‘永远让别人有台阶下’，也就是在谈话中给别人足够的同情，和足够多的体面改变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是说，‘哦，你说了这个！你是种族歧视！’，你就会迫使对方说，‘不，我不是’等类似的话。如果没有台阶可下，唯一的退路就是直接抨击反对意见。”我们和某人争论时，应该考虑如何让他们改变主意，同时也要让他们看起来颜面无损——维护甚至提升他们的面子。通常情况下，这在争论发生的时刻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此时观点和面子甚至比之前或之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家蕾切尔·库斯克（Rachel Cusk）将争论定义为“自定义的紧急情况”】。

然而，通过表明我们倾听并尊重了对方的观点，我们就更有可能让对方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回心转意。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应该避免指责他们此前一直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在两极化的辩论中，人们并不经常这样做，而这很难让人在转换立场时充满动力。相反，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取得了我们没有取得的成就——思想的改变。

文/Ian Leslie

译/药师

校对/Amanda、Yord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1/feb/16/how-to-have-better-arguments-social-media-politics-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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