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带来的启示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道被誉为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三大成就。

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人们即将揭开生命遗传的神秘面纱，而且对于更为深入地认知生命过程，进行疾病控制和品种改良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发现，也同时意味着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使得人们在分子水平开启了对生命活动发生，以及发育、遗传、进化和衰老等的研究。

时间回到1953年的4月2日，这一天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自然》正式接受了由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以及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联合署名，题为“DNA双螺旋结构”的科研论文。

需要强调的是，这篇文章从投稿、审阅，到最终的刊出仅仅用时二十三天，速度之快可谓空前！继这一具备改变人类历史进程魔力的论文发表之后，他们仍坚持不懈，又发表了大作“DNA遗传学意义”，着重阐明了DNA双螺旋结构所能揭示的遗传学内容和用途。由于他们杰出的贡献，1962年三位科学家一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同样为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Elsie Franklin，英国女科学家）四年前因死于卵巢癌，此次未能与上述三位科学家分享该殊荣。

实际上，在DNA双螺旋结构理论模型提出和后续验证过程中，富兰克林功不可没。是她和威尔金斯率先拍到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以此推测其结构可能呈双螺旋状。人们永远会记得她，她在自然科学史上留有浓重的一笔，被世人公推为“DNA之母”。

科学研究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过程，但有时也确有运气成分。

以上四名科学家，富兰克林以前攻读的是化学专业，沃森修读生物学，而威尔金斯和克里克则是物理学出身。他们各自的知识架构不尽相同，在同一时段从事生命遗传物质结构解析，既是竞争者，又相互合作。也恰恰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中，他们各展所长，以特殊“合作”的方式最终成功解密DNA双螺旋结构，其成果可谓是人类科学史上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

当时，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研究团队涉足相关研究，分别是伦敦英王学院的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以及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著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领导的团队。

其中，鲍林在生物大分子结构解析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他利用分子模型构建，解读蛋白质α螺旋宣告成功，而其研究思路（构建理论模型 → X衍射验证 → 循环修正模型）在后续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看来，鲍林领导的团队是距离成功最近的。

再看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他们都是顶级的结晶学家，并手握DNA双螺旋结构最直接的证据——X射线衍射资料，其已具备解读DNA分子结构的硬基础。

反观沃森和克里克，一个是年仅23岁的“小”博士后，另一个主要从事血红蛋白的X射线晶体分析。同上述竞争对手相比，他们不仅实力有限，在结晶学和结构化学方面也都还是新手，成功似乎与其无缘。然而，最终恰恰就是这样的二人组上演了逆袭。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看似偶然，但实属必然。它给了人们很多的启迪和鼓励：

第一、不同领域的联合和交叉，是最能够“擦出火花”的，是创新和前进活力的重要源泉。人们应当充分合作，勇于竞争，摈弃故步自封的思想，各展所长，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早出成果，出好成果。

第二、一切的发现和认知既是积累和深化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没有前人的基础，何谈创新与创造？成果的产生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凭空降临。需要不断奋力前行，排除层层阻碍，不畏失败，充满自信，方能收获正果。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研究要同实（试）验紧密结合。失去了根基，所谓的理论必定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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