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江到大渡河：浅谈长征中的强渡江河战斗

红军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度过了无数道江河防线

从1934年10月西渡于都河开始，中央红军在其万里长征途中，曾在万千重围中突破过敌军沿大江大河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这其中，尤以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生死战最具决定性，其成败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本文将尝试着从一般渡河作战中所必须的几个要素来探讨一下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强渡江河战斗问题。

时间就是胜利！

“兵贵神速”本为兵家常理，渡河作战尤其如此！遗憾的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为此却做了一个反面注脚。

行动拖沓使得红军在强渡湘江时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

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指挥呆板，以致红军的动向很快被敌军所察觉。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横亘湘桂两省的湘江沿岸布下重兵。即便如此，红军仍有迅速通过这道封锁线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军之间的内部矛盾，桂系首领白崇禧曾私自修改作战计划，使得整条防线一度出现了缝隙。而这个情况，也曾为红军侦察部队获悉并向上反映。然而，由于此时的红军高层毫无时间观念，加之队伍中非战斗人员比重大，“坛坛罐罐”太多，以致每天行军不过十几华里。如此拖沓的如果就是：红军将士虽经浴血奋战并最终渡江西去，但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不说，还被迫改变最初的战略计划改去贵州。

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李德、博古等人严重缺乏时间观念，险些使中央红军覆没在湘江两岸。反观半年之后的大渡河战役，由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新任领导对“灵活机动”的重视，红军则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四团飞奔240里，准时出现在泸定桥头

虽然“十七勇士”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但缺乏足够的渡船，以致红军无法全部由此渡河。有鉴于此，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改由泸定桥渡河。由于中央红军入川后的行军路线与时令季节均与几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几乎相同，以致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很有把握的认为，朱毛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而同样谙熟历史的毛泽东、朱德则深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真正原因：多次因“琐事”延搁太多时间终酿悲剧。为此，毛泽东等人多次向全军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也正因此如此，才有了红四团强行军240里，准时出现在泸定桥头……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曾在互联网上出现这样一种声音：所谓“飞夺泸定桥”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虚构出来的“神话”，其实，泸定桥头根本就有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云云。这种看法极其不严肃甚至别有用心！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泸定桥真的就没有发生什么战斗，那也是以为红军来的太快，国民党军来不及布防所致！

兵以诈立!

用兵贵在用谋！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在敌人沿河重兵布防的情况下进行武装强渡，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企图用示形、用诈等手段去发现、制造敌军防线的薄弱点，从而争取以一种较小的代价取得渡河胜利。令人欣慰的是，当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之后，充分吸取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死打硬拼以致损失惨重的教训，指挥部队从容穿插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成功渡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大江大河。

毛泽东率领红军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地区

本来，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蒋介石已经调集重兵于在川滇黔边地区，甚至在土城一战已经“成功挫败”红军渡江北上的企图。然而，笑在最后的依然是毛泽东所统率的红色战士们！他们先是四渡赤水河，继而突然出现在贵阳、昆明等大都会的近郊。这种“声东击西”战术的结果就是，国民党军对红军的作战行动产生了严重误判，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貌似弱小的对手扬长而去。

而在向金沙江急进的过程中，红军的另一种欺敌战术大放异彩！这就是化装侦察。利用缴获的敌军军服和武器，红四团抽出三个连化装成敌军前往禄劝、武定、元谋三地。由于上述地区此前从未接待过“中央军”，红军这一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这支服装整齐，扛着清一色捷克枪的队伍出现在禄劝城门口时，当地民团立即断定是“中央军”来了。他们忙前跑后地引着部队进城，并通知县长和军警官绅各色人等“热烈欢迎”。在丰盛的“接风宴”上，红军还收到了县长所奉上的省政府所交办的全部粮款。酒足饭饱之后，而当“中央军”将要启程的时候，县长还通知下一县官员准备“接风”。就这样，红四团在一天中没费一枪一弹就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耳聪目明

强渡江河战斗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战斗形式，进攻方必须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对河流的水文、流速、渡河地点以及敌军设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方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连续取得多场渡河战斗的胜利，强有力的侦察是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随便翻阅一下红军长征史，即可信手拈来几则有关红军在渡河前必先侦察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