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茶马古道上的“孔明后裔”

基诺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乡，四邻的勐旺、勐养、勐罕，勐腊县的勐仑、象明也有少量基诺族散居，现有人口23000余人（2010年），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

从族源说起关于基诺族的族源，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云南通志》：“三撮毛……发留中、左、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相传，基诺族是三国时代跟随孔明南征而来，因途中贪睡而被丢落于基诺山。而中间那一撮毛正是为纪念孔明而留，甚至人们种的茶，住的房子都被说成与孔明相关。民国时期姚荷生有一首《龙江打油诗》：“昔从武侯出汉巴，伤心丢落在天涯。于今不问干戈事，攸乐山中只种茶。”所言正是这个传说。当然，这些说法非历史真实，但却说明，基诺族早在古代就与汉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有过接触、融合，并与汉族人民友好往来。

尽管作为族群源起的孔明传说并未得到证实，但孔明崇拜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被成功用来进行社会动员。

1941年基诺族青年操腰宣称“孔明仙下凡”，带领基诺群众联合汉、哈尼、瑶、拉祜、布朗等各族兄弟以基诺山为中心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地方政府暴政的武装起义。值得一提的是，操腰在“显什多”的宗教仪式唱词中多次提到“孔明”，如“孔明显圣来，太阳仙下凡来……”“操腰献给你鸭子一只，我要比武打仗，请保佑子弹不打着我的兵，孔明显什遮盖着我的兵……”（杜玉亭：《基诺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操腰的带领下，起义规模不断扩大，震动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最终被迫以“安抚”政策结束。

在这场起义中，操腰已然是“孔明化身”，成为匡扶正义，足智多谋的民族英雄。一定程度上，对孔明的信仰和这次并不遥远的政治事件，加深了西双版纳各民族“休戚相关”的思想意识，凝聚了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是我们总结思考西双版纳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中鲜活的素材。

基诺族没有文字，一切记事只能以口口相传，在基诺族的集体记忆中，族源传说的保存与延续主要有赖于古歌传承。

古歌大意如下：远古时洪水淹没大地，只有玛黑玛妞这对兄妹得创世女神阿莫腰北的指示躲进大鼓幸免于难，为繁衍人类，兄妹俩结成夫妻。阿莫腰北赐予葫芦籽，结果长出一个房子大的葫芦，从里面走出了基诺族、汉族、傣族、哈尼族、布朗族。

相比“孔明祖先说”，古歌传说通过每年“特懋克”节传唱，已然融入基诺族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同时，这首古歌还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基诺族是发祥于母系时代前的血缘家族时代的古老民族，更为重要的是传达了基诺族与汉、布朗、傣等民族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姊妹这样一种对民族关系的认知，应该说，这种认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升华，反映了基诺族思想深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诺族的“打铁节”要说基诺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非“特懋克”莫属。特懋克是基诺语，意为“打铁节”。对于一个刀耕火种的民族来说，铁器的到来无疑意味着一个文明时代的开启。基诺山乡文化站老站长资切形容说：“铁器对于我们基诺族而言就是一个神器。”关于此，我们或可从基诺族关于打铁节的传说中管窥一二。

传说有个一出生就手拿火钳和铁锤的小孩，生来就会打铁，打铁节便是为了纪念这位祖先。显然这个传说极具神话色彩，然而事实上，铁器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要讨论这条文化传播的线路就不得不提茶马古道。

西双版纳是茶马古道的起点区域，而基诺山是历史上重要的贡茶产地，茶马古道的集散点。攸乐茶山的茶叶由普洱、倚邦、易武等地的茶商进山收购，在那个以物易物的年代，盐、铁器、火柴等物资经常作为等价交换物。

商贸往来中，商人和商帮给刀耕火种的基诺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基诺族也把茶叶销往内地。茶马古道打通了基诺族和其他民族经济上互通往来的桥梁，更为重要的是，拓展了他们沟通彼此思想文化的渠道。因此，铁器不仅是基诺族的生产工具，促进基诺族社会文明进步，还是基诺族与各族人民相互往来、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

有趣的是，基诺族的铁匠并非谁都能胜任，只有获得基诺族长老的亲自任命才算是有了“资格证书”。长老在基诺族传统文化语境中地位颇高，即使在生产力如此发达的今天，基诺族也遵循着打铁节前一天必须由长老率众人到铁匠家中做祈祷的习俗。

工作队的交接棒受历史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对汉族均持有不同程度的成见。这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反动派做了许多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怎样使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真正理解党、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是当时民族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云南省委于1952年10月派出民族工作队第二队（以下简称民族工作队）到西双版纳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边防。

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加入民族工作队是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一来可以增强民族之间的信任，二来可以培养一批优秀的民族干部。何贵（基诺族名字叫“肖资”）儿时为躲避战乱与父母一起逃出基诺山，后来被傣族人家收养照料，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识字读书的基诺族。

1949年，何贵加入勐海车佛南军政干校，投身革命。民族工作队来了以后，精通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何贵积极报名参加，被组织安排担任翻译。当时，西双版纳各勐土司各拥山头，相互争斗，要做好民族工作并不容易。在一次征粮工作中，由于工作队同事不了解民族风俗，处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群众和头人不满，后竟发展到上层头人串联密谋要撵走工作队、杀害工作队员的局面。

“边工委”发现问题后，指定何贵为主要负责人处理此事。何贵及时采取措施，集中工作队整训，不仅在群众中公开纠错，还给头人公开道歉，有的头人也公开检讨自己，于是，党和人民政权一点点拉近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

“交朋友，做好事”是民族工作队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工作队走到哪里，都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消除群众疑虑。民族工作队深入最基层与老百姓同吃同劳动，大到修水利、盖房子，小到挑水、舂米，到处可见工作队员与当地群众一同劳动的场景。

正是在这个时期，刀耕火种的基诺族学会了牛耕铁犁，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族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对今后处理民族问题帮助很大。”何贵回顾民族工作历史时说。

1957年2月，在民族工作队的帮助下，基诺山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由何贵担任主任。1988年3月，基诺区改为基诺山基诺族乡。

民族工作队以他们的真心，“撬开”了西双版纳各民族长期以来紧锁的心门，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频度与深度达历史新高。今天，在西双版纳的山头上还驻扎着许多这样的工作队，他们接过前辈的担子，活跃在各个村寨，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找方法、找路子。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便是“盐巴不能不吃，工作队不能没有”。各民族之间真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局面，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从第一批民族工作队进入基诺山至今已近70年时间，一批批的工作队见证了基诺族“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见证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这段跨越史是我国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深刻反映,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缩影。

车布鲁的“舅舅”“基诺”在基诺语里意为“舅舅的后代”，这里面或许存在着血缘婚的族群记忆，故而基诺族也是一个尊敬舅舅的民族，而舅舅也成为基诺族社会中外甥的保护者。这样的习俗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舅舅对丧失父母的外甥有养育义务；外甥结婚需征得舅舅同意，舅舅的话语权甚至比父母大；新郎接新娘回家时需要给舅舅一定数目的接人费用；基诺族女子若与外族男子结婚，其儿女的基诺名要与舅舅联名等等。

2015年，笔者在基诺山小普希这个仅有15户人家的寨子里做田野调查，偶遇基诺族老人车布鲁，他幼年丧父丧母，又没有舅舅帮衬，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当笔者问及“在面临人生大事时，在无父无母又无舅舅主持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之际，车布鲁说他“认”了一个“舅舅”，家里大事小情都会向他诉说，随后就带上酒和一些瓜果小菜带着笔者去拜访“舅舅”。

车布鲁带着笔者来到屋后的茶园，穿过整齐规划的茶丛，忽而在一蚂蚁包前停了下来，献上一杯酒，摆上瓜果，向笔者介绍“这就是我的舅舅”，还向这位“舅舅”介绍了笔者。原来，没有舅舅的基诺族还有“认舅舅”的习俗，一般而言，这个“舅舅”往往是一棵树或一个“蚂蚁包”。其实这个蚂蚁包于车布鲁而言，就是他的精神归宿。

2017年，车布鲁家在驻村工作队、村组干部、挂包帮单位等扶贫队伍的帮助下，不等不靠，积极发展茶园经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今年华侨城集团与乡伴文旅集团、云南腾云合作智慧生态酒店正式落地小普希，酒店规划就在车布鲁家的茶园附近，想来车布鲁又该向“舅舅”介绍小普希的新面貌了！

热闹的基诺山

“热带雨林中的基诺山，在那遥远的故乡……雨林覆盖着的故乡，那凉爽的清风，优美的环境，绿色的家园，不同季节盛开的野花紧围着故乡的身旁……”这是基诺族作家张志华笔下的家乡。

时下正值四月，基诺山的白花才败落下去，竹林间的苦笋又冒了出来，深谙时令之道的基诺族农闲下来便要骑上摩托往山里钻，觅食山货。

一到周末，基诺山就更热闹了，山下人、外地人都要上山赶街，这里的蜂蜜、土猪肉、还有说不尽的山茅野菜是他们追求的绿色生活。其实，近些年基诺族人口流动加快，分布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基诺青年们出去读书、务工，与祖国大家庭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我们发现来基诺山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搞种植、有的卖茶叶、有的搞旅游、有的搞运输，甚至还有许多人到基诺山安家立业。

笔者在此就遇到一位前来做基诺族服装生意的四川老板娘。她心灵手巧，嫁到基诺山才5年，就学会了基诺族服装的制作工艺。几年下来，来她这里买衣服的许多基诺族群众，竟然也能听懂老板娘那略带四川口音的基诺语。

而这，正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