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它的质量、它的密度、它的大气、它的表面温度、它的运行速度等等,刚好孕育了生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成就了拥有智慧的我们。
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离太阳的距离,由近及远,排行老三。在太阳系八兄弟中,和地球最接近的非四弟火星莫属了。这颗星球因为在其稀薄的大气中,悬浮着许多氧化铁颗粒,所以看起来呈现红色。火星离我们最近约有5500万公里,最远则超过4亿公里。
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只能在偌大的天幕上,看见一个小圆点。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岂会因此而止步?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在天文历法上也领先全世界,对火星的研究,我国古人自然当仁不让。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先贤就开始留意火星。通过他们的观察,发现火星荧荧如火,忽明忽暗,运行轨迹顺行、逆行交替,错综复杂,让人迷惑不解。于是便将这颗红色星球命名为“荧惑星”。
在古代荧惑星表示不祥,每每荧惑大亮就预示着战争、疾病、灾荒也会接踵而至。诚然,这些都是形而上学,封建迷信。
真正用肉眼观测,从科学、天文学上记录研究火星的,还要属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在望远镜发明前夕,第谷凭借自己的双眼和超凡的毅力加上一丝不苟地工作态度,详细地记录了火星的运行轨迹。他的学生开普勒通过钻研那厚厚的记录簿,写成了《新天文学》这一部巨著。
天文学崭新的一页即将开启。
天文望远镜的出现,使远在天边的繁星变得近在眼前。
伽利略不仅在制作天文望远镜上是杰出的先驱,在天文学理论上也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于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这一巨著以诙谐的语言,阐述了哥白尼日心说之于托勒密地心说的正确性,对开普勒的理论更是大加赞赏。由于不以地心说为基准,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这违背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宇宙观。伽利略遂遭到宗教协会的迫害,在软禁中度过了余生。《对话》也成为了“异端邪说”。
真理永远是真理,它终将战胜愚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随后几十年,人们利用天文望远镜对星空进行观测,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让《对话》从“异端邪说”成为“科学元典”。这是真理的胜利。
人们对研究离地球最近的行星——火星的热情也高涨了起来。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精确计算出火星自转周期为24小时40分。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发现了火星的白色极冠。
随着科技的发展,天文望远镜越造越大,对火星的观测也越来越详细。
到了18、19世纪,人们观测到了火星表面明暗相间,火星两极有冰冠覆盖,火星的自转和倾角与地球相似,甚至看到了火星地表的裂隙。可是接下来的研究结论却太过于科幻了。这其中不乏科幻小说作家的大肆渲染。但正经的天文学家也认为火星上的明亮之处是陆地,阴暗之处则为海洋,与地球相似的自转、倾角会产生一年四季,夏季南北两极的冰冠会融化,而那些裂隙则被当成融化的冰川汇集成的河流。自然而然火星上的智慧生命——火星人就应运而生。随着更多火星表面的裂隙被发现,科幻色彩更浓的解释就冒了出来,它们不仅是自然形成的河流,还是火星人开凿的运河。直到20世纪初,天文台还专门有一项使命就是寻找火星运河。
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一、二百年,人类对火星生命充满各种美好、奇幻的想象。但是几年后,血腥的一战打响。当一战结束,这片文明的大陆才稍作喘息,更加残酷的二战又降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也在客观上推进了科技发展。后来的美苏冷战,更是把战场拉到了太空。火星当之无愧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从1960年到1969年,十年间,苏联向火星发射了6个飞掠探测器,美国则发射了4个。但是飞掠火星难度极大,直到1965年7月14日,美国的“水手4号”探测器才首次成功飞掠,近距离拍摄了火星。
火星到底是一颗怎样的星球,究竟会否有生命等待人类前来探索,在那丘陵与平原交汇之地,居然出现了“笑脸”一样的建筑,不会真有火星人在欢迎人类吧?
我们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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