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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习惯每个月拿工资过日子，那么，古人的收入是什么样子？
远的不说，只说明清时期。当时的职业群体主要分为士农工商：“士”的工作最稳定、最体面，虽然抱怨工资低的主要来自这个群体，但看看那么多聪明人皓首穷经去努力就一切了然了；“农”虽然相对稳定，但工作强度大，增长空间有限，是无奈选择；而谈到工资，主要说的还是“工”“商”，这是打工人的主要选择。
明朝职业和工资
宣德年间，明宣宗在从昌平回宫的路上，远远望见有耕作的农夫，便带了几个随从过去。到了田边，宣宗与老农唠起了嗑。在得知老农全年无休后，宣宗给他提建议：大明朝有“士农工商”，当农民种地这么苦，为什么不考虑其他三种途径？
明宣宗朱瞻基。来源/电视剧《大明风华》剧照
老农说道：“我家几代人都是种地，我们里（村）没有士与工，村里倒是有经商的，经常外出，利润厚薄不一，风险也大。我这样虽然苦了点，丰年可以攒一年的粮食，一般年份也够吃，天天和家人在一块，也知足了，没啥动力换职业”。
这是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的一则史料，透露出几个有价值的信息：明初严格的四民秩序在观念上逐步瓦解，政策上也出现了松弛；但京畿附近村庄读书与做工的人较少，经商还不被广泛接受，可以看出此时民众安土重迁的观念还比较牢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土地或者其他原因而告别了土地，进入了城市各行各业之中，做家教、进宫当太监或宫女、选择衙门做小吏、去富贵人家做家仆等等，总之是在百业中挣扎生活。
万历时期，明朝的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市场化。官方在用工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朝初年，官方的主要人力需求是通过直接摊派民间完成，也称役。军户承担军屯与出丁当兵，原则上就不用服官府劳役，但承平日久，各地军人也就成了工程队，尤其是京营，参加各式各样的京师建设；民户的劳役主要承担官府的公共事务，当地政府的勤杂人员就由民户轮流充当，比如皂隶、禁子、库子等；匠户要承担国家匠作的义务。
但这套模式有个问题，忽略了每个人的欲望以及社会随时间带来的变化，也忽视了法久则弊、国家管理能力逐渐弱化且弊端四出的现实。在货币化的过程中，明王朝逐渐探索出新的管理模式，劳役折钱，用钱雇役，用货币解决问题。
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参加的各种形式的劳役都可以免了，按照一定标准交钱就行，官方再雇人来做这事。这一刻，会感受到货币的作用好神奇。
这种情况下，官方用工就会明码标价。
比如万历年间，工部公布了用工价格：
营缮司官匠每日0.057两（每日）；
三山大石窝夫役长工0.05两（每日）、短工0.04两（每日）
修仓厫木、石、瓦、搭、桶、箔等匠长工0.06两（每日）、短工0.055两（每日）
修仓厫供作夫、织箔夫长工0.04两（每日）、短工0.035两（每日）
琉璃黑窑厂昼夜烧青匠长工0.07两（每日）、0.06两（每日）
琉璃黑窑厂装烧窑匠、做模子木匠长工0.07两（每日）
神木厂清脚夯夫0.04两（每日）
神木厂雕工匠0.06两（每日）
虞衡司北安门搬运土渣厂夫0.03两（每日）
从用工价格可以发现，不同工种、不同部门给的工价是不一样的，高的能达到0.07两，低的有0.03两，平均在0.05两上下。如果可以长年给工部做工，一年做到240个工，收入应该能达到12两上下，如果能当个工头啥的，收入会更好。要是你作为一名京营士兵，家里有房子，因为常年参与京师工程，有技能且有熟人，平时就可以在外面干点活，至于京营例行点名，雇人报个到就行了，这样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
中央朝廷用工价格如此，那么地方衙门呢？号称天下第一县的宛平县（明代北京城内外由两个县构成，宛平县和大兴县）的用工价是：
马夫40两（年）；
快手（捕快）20两（年）；
书办、御前抬运夫18两（年）；
皂隶12两（年）；更夫3.6两。
明朝《出警入跸图》，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图源/网络
马夫的收入已经接近县令，初看确实会让人诧异，不过这不是纯收入，他需要负责养马，甚至可能自备马匹，要知道古代养马成本很高，也很耗精力；捕快、书办、御前搬运工收入都很不错；打更的收入就比较低了，工种比较简单且可替代性强。
工资的含金量
也许你会疑问上面这些价格的可靠性，这就需要回顾一个“时估”制度，户部山东、河南两司牵头，九门、盐法以及科道，按照当年的丰歉情况，确定官方的定价，上半年的定价五月确定，下半年的八月确定。这样按照生产情况确定市场大体价格趋势定价，还是有较强科学性的。
这是官方雇工情况，从徐光启、黄省的记载来看，要是民间用工，工价也差不多。参照冯梦龙小说描写，有位卖油翁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银十六两。这个收入是很不错的，不过也要注意，如果算上衙门摊派，还会剩这么多吗？
大体而言，万历年间北京一个壮劳力的月收入大体在一两银子上下，如果是工头、店铺经理人、优秀的个体户收入就比较高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月入一两银子在北京吃穿住用行的情况。
住
《醒世姻缘传》第54回讲到，北京一座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南房组成的四合院月租金是3两，平均一间接近3钱，这种房子屋内非常整齐，有桌椅床凳，属于拎包入住型。
房价的话，三间房子价值五六十两。如果一个人在北京做工，买一间房子等于两年净收入了，大概别指望了，毕竟在明代，大部分开支都在日用上了。租房的话，租一间房子对月入一两的人而言也是吃力的，能租通铺就别租单间，能管住就最好将就。
《醒世姻缘传》书影。图源/网络
穿
皮毛、丝绸就不用考虑了，大明京师虽然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皮毛中心、北方最大的丝绸消费中心，但这与普通人关联度不强；当时一双草鞋值银0.03两、簑衣和大手巾也是这个价格，斗笠一项值银0.05两；棉布每匹0.25两、花每斤0.06两，一匹棉布可以做5件衣服，1.7两银子就够一家五口每人一件二斤的棉衣棉裤。草鞋每月一个，簑衣、大手巾、斗笠俩月一换，一个月需要0.09两银，加上衣服开支每月需要0.06两，大约需要0.15两。
吃
粟米一石约0.5两，粳米每石最低0.6两，麦子一石0.7两，糯米一般每石在1两，普通白面一斤0.008两（上乘白面一斤0.01两），小炭篓每个0.003两，5斤鲜鱼1尾价银0.1两，（小煤块）每百斤约0.13两，猪肉每斤0.02两。如果一个月吃了五斤猪肉，10斤白面，20升粟米、一百斤煤、那就花了0.41两银子，一个人消费这么多，这确实有点奢侈。因为煤炭贵，热水能少喝就少喝，喝凉水应该是一种习惯。
行
坐马车、骡车、轿子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官员和富商有这个条件，一般人依靠步行就可以。
普通人的生活品质
在谈一个人的生活时，经常有一个误区，折算为买多少米或者麦，然后按照每天一升的量计算。其实在现实中，作为普通百姓，一天吃不上一升粮并不意外，盐菜配点饭或者吃点粗粮喝点汤就过去了；而且钱不是只用来买粮食的，他得住、得穿衣服，得出行（穷家富路，起码得带个烧饼）。
综上，万历年间，一个来京师的年轻人在住、行上基本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可以按每月0.1两计算，这是极限压缩；加上吃穿用度，已经花费0.7两左右。考虑到工作的不确定性，这种开支能给家里留出的积蓄很少了，只能在吃上面压缩，如不吃白面、猪肉，大体能压缩到0.5两左右。如果是本地人日子会好一些。诚如明人所言：“百工奔走衣食者，所人仅足以偿其劳，不能得余资以享其逸。”
可以看出，当时的生存状态就是：家里储蓄非常少，奔劳终日，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如果幸福一点的就是“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夫妻能一块租房子工作，这种情况在江南会多一些，妻子做纺织工作，丈夫做劳力工作，日子过得会比北方好一些。
当时读书人中也有打工的，比如考上秀才后没直接工作一般会做家教，每月收入也在一两上下，读书人的基本开支会多一点，所以就更紧张，也就有了“穷秀才”一说。
明代人们出行方式主要依靠马匹和步行。来源/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这样的生活就是通过努力工作并保持低生活水平以实现一些结余，比起官员和富裕阶层差得太远了。比如都在说明代知县收入低，月俸七石五斗粮米，这个收入对于过安稳日子是可以的，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但要是过上儒家士大夫的体面生活，确实是不够，这就是明代“薄俸”的底层逻辑。而且知县还有庞大的资源自配，一个县里的附加税、特殊场合的费用、皂隶银都由知县支配。加上衙门管吃管住，出行有保障，最不济看书、写日记、喝茶是没问题的，而且每年还有一定的法定休息时间。至于富裕阶层，生活也是特别好的，徐霞客可以纯粹地旅行，张岱游泰山的开支也不小。
话说回来，有一件趣事，大约在1589年，魏四拿着家里卖房卖驴凑的二十多两银子在京师做了手术，并完成了康复。手术后，魏四拿着家里卖地的钱却没有顺利敲开进宫的大门；没有收入来源，又不愿且做不了体力工作，在龙华寺一待四个月，全身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1589年腊月十四，魏四拿着卖女儿的钱进入这年最后一次挑选，成功在二十多个人中竞选到去前三所倒马桶的岗位。这个魏四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魏忠贤，他家里对他的支持顶得上中产之家对子弟读书的支持力度，通过努力有了一份至少稳定的工作。
清朝通货膨胀
明朝末年，物价飞涨。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物价情况是：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梭布一尺五分。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就过不下去了，闯王李自成在这一年获得更广泛支持的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吧。
到了清代，首先是官军的工资基本按照明末辽东军人的标准，实现了翻翻，在清初，军人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之后随着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米价在近200年里涨了2.5倍。
传统行业的收入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在晋东南地区，就近出去做工（木匠、土匠、石匠）日收入能达到七分银（0.07两），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不过按照专家统计，从乾隆到道光，晋东南地区的工价变化不大，可见传统农业社会的天花板已经到了。
在北京会好很多。曾国藩科举成功后，去北京时带了两个仆人，临走前给每人一万文安家费（6两银子），每年的工食银不多，只有500文，加上赏钱，一年合6两左右。考虑到管吃管住，平时采购物品也有回扣空间，跟着大老爷也有光明未来，到了一定程度也收一点门敬之类，有了对未来的期许，这收入也可以。
1860年后，北京出现了较大的通胀，铜钱贬值很大。李慈铭的家仆铜钱收入高了很多，咸丰年间二年四月，李慈铭的家人王福工直银8000钱，升儿工直2000钱，到了同治十年，家人王福工直银10000钱。按照白银折算，收入并未增长多少。好处在于，在李慈铭的树下还能过上安稳日子。到清末，社会上的长工工资能达到8两纹银。
在清代，普通人的收入和官员差距更大。比如曾国藩是七品京官时，正俸45两，恩俸45两，禄米折30两，办公经费10两，还有一定的伙食补助（饭银）。好多年里，曾国藩在翰林院很闲，每天主要是看书写文章，虽然按照朝廷体统与士大夫交游确实收支不平衡。就是朝廷事务性工作，朝廷有节假日，短假期是元旦、冬至、万寿三个大节日；长假期是元旦前后，可以休息一个月左右。而且按照季节差异，分早、晚两个小时进署办公，每日两个时辰，工作时间较短。要是家里条件好，那就更惬意了，比如翁同龢在北京住烧酒胡同三间庙宇，觉得条件特别简陋，苦不堪言。到东华门前小酒店，觉得挨着街道影响休息。在家的翁同爵一直写信，冬天要注意取暖，炉火必须时时有；夏天要注意避暑，在檐外搭凉棚，不要心疼钱（切勿惜费）。一言以蔽之，在古代，士是四民之首，不是无缘无故的。
曾国藩画像。图源/网络
进入白银时代，国家治理方式逐步产生变化，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法进行管理越来越多，也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流动。在城市务工，相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眼望到头的务农，生活上变得更好，在前景上也有更多可能。只是相对于官员而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不排除凤毛麟角的优秀者生活水平会超过官员。
朱元璋这样形容过做官：“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而且可以“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后半句是精神层面，前半句对描述官员的物质生活还是很精确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赚了钱后，会鼓励孩子读书做官。
古代中国产业结构单一，除了做官，只有农业和简单的手工业，因此农工商的收入呈现扁平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职业的收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么当官作为最稳定的选择而备受青睐。但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工业革命的开启，人类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农民离开了土地，手工业者离开了织机，他们都被裹挟到工业文明的大生产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以白银计价的工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金融业发展、信用体系的建立，纸币开始普及。当然这些已经与本文所说的古代渐行渐远了。
参考资料：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彭凯翔《近代北京价格与工资的变迁：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
END
作者丨张磊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排版 | 于嘉夫
封面 | 电影《九品芝麻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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