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培养首席技术官，服务高技术成果转化

为何我们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倒在”最后一公里？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合格的首席技术官。

编者按：

7月27日，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中国科技峰会——2021中国科技智库论坛在京举办。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首席技术官（CTO）的重要性，为探索培养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特色高技术转化产业化领袖英才提出了建议。

【演讲专家】

钱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科技的承载者、改变产业面貌的推动者、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首席技术官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5G+AI指挥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此前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中，暴露了我们长期的问题。之所以被别人卡脖子，我们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倒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合格的首席技术官CTO。

科技成果转化需求使CTO应运而生

CTO最早的雏形和承担国家某项战略任务的首席科学家非常类似，比如1942年美国为了研究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设立了首席科学家，投资巨大、管理人员众多，包括几千名顶级科学家等，我国也出现过这样的首席科学家，如钱学森、朱光亚等。

真正意义上的CTO是从1980年开始，首先出现在美国的研发公司，主要工作是将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可盈利的产品。1990年，在重要的计算机和软件公司，CTO已经成为重要的灵魂人物，有的公司命名为首席信息官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2000年左右，这些高技术企业都有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们已经成为整个产业的灵魂人物，非常擅长公司内外技术资源的技术分解和集成。到了2009年，美国更是在国家层面设立了国家的CTO，希望在国家治理层面，用首席技术官的模式推动国家进步。

由于市场导向原因，各跨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几乎都有CTO。例如，索尼、佳能、道达尔等跨国企业设有研发总裁；华为、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都设有CTO/CIO；中国石油、波音等高技术企业设有CTO/研发总裁。

何为技术领袖？

既然CTO这么重要，那么这个职位的职能是什么呢？首先是创新。这是CTO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和基本素质。从CTO的成长训练和共性角度，我们可以认识到，创新人格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不具有创新人格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CTO的。这种创新人格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批判性思维、挑战权威、敢冒风险、独立体验。一个CTO的创新水平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是善于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CTO具有科学家的特质，并且具有经营管理的背景，还要具备人文科技翻译能力，能把董事会的经济决策翻译为技术语言，把所在国家和产业的需求，甚至政治方面的要求翻译成技术语言。

最后，他们善于分解集成，把具体产业技术问题要追求的理念分解成若干的学术单一问题，发放给全世界最合适的研究者，并将各专业的解决方案合并，转化为整体解决方案。举例来说，当CTO将问题翻译成技术语言后，他们会分析问题涉及哪些学科专业，并且通过信息搜寻、评价、国际会议和别人的推荐，将各个问题和理念分成不同的项目委托出去。当各项工作完成以后，会在CTO带领的团队里进行组装集成，最终成为一项成果，成为样机，通过实践的检验就可以实现产业化。这样，外面的承接者只能接触到某一部分工作，整个组装过程只有CTO团队知道，外界无从知晓，因此很难发生技术泄密，即使泄密也只是某一个部分的泄密，影响不了整体的功能。一个强大的CTO团队不需要很大规模，核心在于有效，而且不能追求大而全，而是追求独特和更有效。

总的来说，作为技术领袖，CTO的职责包括规划、领导和执行，是企业总工、市场人员和技术研发管理人员职责的结合。

CTO与总工程师和技术经纪人的区别

那么，CTO和总工程师有什么区别呢？总工程师专门关注工段交界处的事物，虽然也会关注整体性的、战略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但却很少关心未来的以及产业的研发。CTO和总工程师的重要区别在于，CTO往往是研发出身的，对研发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且对市场非常熟悉，非常善于管理，所以CTO严格意义上是总工程师、研发总裁、市场总管、领导管理者等多种角色的融合。

CTO和技术经纪人是有区别的，过去我们将技术转化的希望寄托在经纪人身上，事实上他们在普通的、低门槛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对接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专业化程度高、高门槛、高技术的产业对接上，技术经纪人几乎毫无用处。因为这时候需要的是技术背景深厚、知识能力广博的CTO。过去的技术经纪人懂市场、懂交易，就是对技术缺乏独特的理解和掌握。而CTO都是从研发中走出来的，具有组织能力和产业视野，因此他们比技术经纪人更能理解什么是高新技术，什么是前沿。

举例来说，苹果的乔布斯是能力比较全面的人，同时他有很强的分解集成能力，相当一部分的单元和模式是分解给别人的。

国内比较典型的比如专门从事中药制造的江中药业，他们非常善于把遇到的产业发展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生物的、化学的、机械的等问题，外包给外界，做完了以后再进行集成组装。

中国为什么缺少CTO？

新时期下，基础科学和技术、工程、市场之间的循环不断加速，过去科学家和工程师、艺术家、甚至和技术管理者、产业管理者完全分离的状况已经不再那么严重，两者逐渐融合，因此我们需要培养那些具有综合能力的人。CTO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和能够成长为CTO的庞大后备军。

而这个阶层正是我们最为缺乏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发达国家的CTO是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通过随机试错，不断迭代，自然成长起来的阶层，满足了社会需要。而我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突飞猛进，根本等不及自然成长的CTO。

发达国家CTO自然成长有两类。第一，初创企业模式，在初创公司建立之初，通过融资、发展、再融资过程，使得以技术为特征的引领者慢慢成长起来，大部分被淘汰，少量的存活下来。第二是跨国企业中技术人员成为技术团队的主管，通过管理方面的培训和培养，再成为区域技术主管，最后成为整个跨国公司的CTO。

我国无法照搬培育CTO的体系，因为我们的发展体系太快，而且不得不快，在被别人“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加加速。但目前国内CTO的培训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与国外CTO协作智库的合作暂时搁置，另一方面国内自发组织的CTO社交平台没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基本集中于非学历的培训和教育。

中国特色产业技术领袖培养模式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新的培育培训教育的流程和体系，以实现我国CTO的加速成长。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办学宗旨是通过人才转化带动科技成果转化。具体来说，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吸取国外的经验，加速成长；并且优先和上海有关优势单位合作，提升整个CTO预备队伍的专业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优势，我们重视“教育+、生态+、智能+、国际+、健康+”等五大领域，培养“T型”人才，引导他们善于思考、有引领高度、具有独特的技术、关心价值创新，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世界标准。

在整个培养体系中，我们关注四类课程：思维逻辑、高管能力、技术商业化、商业化方法，再根据不同的领域增加不同的课程和训练，比如人工智能、IT、新工科领域等。

过去，我们非常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认为成果转化后就可以实行产业化，却不知道人才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绑定的。因此我们要培养具有卓越科技创新眼光的，通晓全球市场和领导组织能力的人物，我们要培养具备高素质能力和国际视野的CTO队伍，并且探索形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特色产业技术领袖培养模式，通过技术领袖的培养加速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从而解决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整理/记者 赵玲 图文编辑/陈永杰

新媒体编辑/吕冰心

（本文整理自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7月27日在中国科技峰会——2021中国科技智库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有删节）

出品：科普中央厨房

监制：北京科技报 | 科学加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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