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债子偿：气候危机是否侵犯子孙后代的权利？

利维坦按：

这个难题从普通公民角度和从一个资本家的角度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前者考虑到要为后代留下尽量最佳的资源，那么他（她）势必会在日常的行为中约束自身；而后者也自然会振振有词——考虑环保当然没错，但解决当地就业、通过纳税提高地方财政以及居民收入上来说，我现在做的是善事。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利润最大化也是资本市场的铁律，对于天然气石油资源同样如此，谁让我们发现了现在的能源体系呢？想要让资本家放弃他们的利益无疑太过天真。这一难题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看似乎更加无解——一方面是高污染的优渥物质生活，一方面是刚刚开始的物质享受——凭什么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去替发达国家人民背负气候债？

气候失常是否侵犯了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这道难题终于博得了世人的关注。今年9月，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万人参加了一次由青年主导的气候游行。年轻人明白，生态环境危机带来的恶果，必将由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承担，尤其是那些坚持环保生活的无辜者。

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发起的“为气候罢课”演变成了一场运动，她就经常把“子孙后代”的利益挂在嘴边。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曼哈顿召开，她进行了大会发言并怒斥成年人，称他们活在“梦里，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非直面铁证如山的气候困境。

“年轻人明白自己被出卖了，”她表示，“子孙后代都在看着你们，要是你们继续不作为，那我就把话挑明了：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同天，通贝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5个年轻人（例如突尼斯、马绍尔群岛和巴西等）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请愿书。年仅14岁的请愿人亚历山大·比利亚塞诺（Alexandria Villaseñor）来自纽约，她表示：“各国领导人的不作为侵犯了我们的权益。”

自2015年来，就有年轻人不断向美国法院表达诉求。时年，7名尚未获得投票资格的孩子（18岁以下），在宾州联邦法院起诉州长汤姆·沃尔夫（Tom Wolf）以及数个国家机构。孩子们在诉状中表示，被告及联邦政府未履行作为联邦共同受托人的职责——严格管制二氧化碳及其它温室气体。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根据宾州宪法第一条第二十七节规定，州政府未能“为当代及后代保护公共自然资源 ，包括环境在内”。

虽然宾州案以失败告终，但东边不亮西边亮，俄勒冈州发生的类似事件则要成功得多，案子一直闹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至今尚未了结。

在朱莉安娜诉美国联邦政府（Juliana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21名原告中最小的只有11岁，最年长的也不过22岁。他们指责联邦政府侵犯了当代以及后代的宪法权利；与石油业高层勾结，在明知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会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依然开发了可以导致气候恶化的国家能源系统。政府官员非但没有履行职责，管制有害物质，却反其道而行之，进而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危害了公共资源。

朱莉安娜的诉状多次提及“子孙后代”（future generations）一词。代表他们的是詹姆斯·汉纳森（James Hanasen），一位NASA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孙女也涉及此案中。联邦政府认为原告的诉求过于空泛，因此寄望法官驳回原告诉情。然而政府的算盘落空了。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安·艾肯（Ann Aiken）写道：“寻求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是社会自由、有序的必要条件，我对此深信不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的重点并不在于气候恶化确有其事与否（就“本案而言，证据确凿”），艾肯补充道：“联邦法院在触及环境法时，往往过于小心谨慎，致使世人深受其害。”要是孩子们的诉讼日后持续，那么将是联邦政府首次因其环境政策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而面临指控。

这样的行为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却反映出环保主义者寻求法律途径表达诉求的趋势。包括英国、新西兰、爱尔兰、挪威、瑞士、比利时、巴基斯坦、乌克兰、印度和乌干达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在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保护环境，不论是暂缓原油开发，还是节能减排。

25名哥伦比亚年轻人（最小的只有7岁）寻求宪法的帮助来阻止亚马逊森林砍伐。2017年，一场森林大火卷席了葡萄牙的莱里亚市，7名孩子状告欧洲理事会成员国（Council of Europe），指责它们未能阻止气候灾难。

回到美国，由于化石燃料公司意图掩盖碳排放、海平面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而造成不计其数的经济损失，纽约、旧金山和里士满等城的市政府亦将其告上法庭。原住民保留地（First Nations）的居民们也想动用条约权利，阻止在未割让的土著领土上建设生化燃料运输管道。

雷卡·德希隆·理查森（Rekha Dhillon-Richardson）也是宾州案中的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只有15岁。“我们年轻人并非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但我们的基本人权还有未来，却蒙受着最大的威胁”，在我问道她为何参与此案时，她如此回答。

年轻人罢课、上法庭等行为戏剧性地凸显出环境问题对民主的威胁：代际责任以及道德义务带来的问题将持续数十乃至数百年。

换言之，民主和时间之间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但也很重要。我们出生时的世界，并非由我们所塑造，而是无数先人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我们也将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世界，最终让子孙后代去继承。而由当代人运作的政府，总是要找到“短期”和“长远”的平衡点，在“当下”和“未来”做取舍。用气候问题来举例再合适不过了，即眼下适合居住的地球，未来会怎样？

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坐飞机出差，买进口食品，尽管这是种高污染的生活方式，但我敢肯定，不会有路人觉得自己深受其害。但不论如何，我们就不该为他人着想么？我们一边期望从祖先手里得到适宜居住的环境，不也应该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么？眼下，社会的大方向却是往坏的方向走，我们在渐渐变成我们讨厌的人——自私自利，目无他人。

在有关民主和时间的讨论里，难免会涉及当代人的短期利益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相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紧张的局面会酿成大祸。资源分配不均就是造成现在这种紧张局面的罪魁祸首。

回到气候问题。大体上来说，我们的长远目标都是节能减排，特别是那些有了子嗣的人，他们当然想看到这个世界适宜居住，欣欣向荣。假如这个世界更平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不论具体怎么实施，大家做出的牺牲都是差不多的。但眼下，富国的人民似乎不打算为了气候问题而做出更大牺牲，要知道还有不少相对较富有的国家依然在使用大量煤炭。（煤炭仍是促使经济增长的主体能源，全世界大约有1600座新燃煤电站在建设中。）

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呢，虽然对环境污染极少，但已经在承受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果。“气候债”（climate debt）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而生的。有研究人员认为，美国因碳排放过高而一共欠发展中国家4兆美金。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碳排放较少的国家，是不是要开足马力，把自己“欠”下的碳排放量给补上？这些棘手的问题使得气候恶化成为人类史上最棘手，最需要齐心协力克服的困境。

另一个问题也应运而生：我们该怎么组织，又该如何分配这个星球上有限的资源？自1990年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就曾警告发达国家，提醒他们应大量减少碳排放，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考虑到畜牧业是污染大户，日常饮食也需减少肉类、奶类摄入。这样的提案当然可以抑制碳排放，让无数享受不到电力的人受益。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发起公投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但要是只有富国人民才有投票权的话，结果估计就会不同了。

话说回来，绝大多数富国国民还是深信解决气候问题刻不容缓。但还是有少部分冥顽不化的顽固分子，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言行会带来什么后果，对环保主义抱有敌意，实在是自欺欺人。要是他们实在难以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全球性灾难，那么掩耳盗铃就是逃避的良药：专家都是砖家，科研成果是精心伪造的骗局，“环境恶化”都是自由派导演的阴谋论。否认是无知的表现，但也可以是自我保护的手段，是社会特权阶级最后的一道防线。

我们不能说自己没被敲响过警钟。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是环保主义先驱，同时也是国会议员，他在1847年发表了演说，其中提到了某些和温室效应类似的概念。后来，他在1864年发表的著作《人与自然：人类行为导致自然风貌变化》（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中怒斥那些破坏环境的人，并指出了一条需要子孙后代也参与其中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案。

“地球正快速变得不再宜居，这种鼠目寸光的行为简直是犯罪……会引发生产力低下、地表受损、极端天气多发，致使人们堕落，变得野蛮，甚至是灭亡，”他写道。“这个世界不能坐以待毙，等到科学缓慢而又必然地证明我们必将接受这报应。”

百年后，两位气候学家精心整理论据并在1957年发表联合声明，肯定了马什的观点：“人类眼下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地球物理实验。在数百年内，我们的地球就会回到数亿年前的蛮荒状态，不论是大气、海洋，还是石头里的有机碳都在劫难逃。”

上述这段震撼的描述触及了气候危机、民主、时间这三者间最本质的关系。化石燃料（是车用的汽油、家里的天然气、装午餐的塑料袋等多种日常用品的原料）是光合作用数亿年的产物，是浓缩的历史，靠一条条生命的沉淀而成。每一桶油都是一方水土和一个时代的生物浓缩的精华。

在人类发现大自然积累的能源，也就是煤层后，便对其大肆开采。“打个比方，人类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其价值比所有东印度公司（西方列强在15-16世纪印度、东南亚地区设立的殖民贸易公司，译者注）带来的财富还要多，”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著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如是写道。但工业家就像是“醉酒的纨绔子弟”，肆意挥霍着属于全人类的遗产。

采矿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200年后，我们才开始明白英国在19世纪烧煤的全貌。大气变化是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前人类行为带来的恶果。“全球变暖是太阳将其光亮无情地映射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写道。“我们要是再这样下去，即使完全摒弃化石燃料，也还是会对未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排放降为0，海平面在数百年内依然有可能上升。”

时间是个难以捉摸的玩意儿，让以天，甚至秒为计量单位的人类困惑不已。在发现煤炭和汽油原来这么好用的时候，谁又能料到燃烧过去会最终威胁到未来呢？

自由民主及其亲密伙伴资本主义的历史，都与发现化石燃料密不可分。煤炭、天然气和原油就是力量——机器的力量，以及社会的力量。煤炭令科技迅速发展并带来了工业革命；谁掌控了煤炭和原油的开采及供应链，谁就能获得财富和地位。

以前，整个社会都依赖零散的能源，比如：木材、人力、动物（主要是马）、水力风力，但是化石燃料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煤炭把水变成蒸汽，引领了火车的发展，进而连接了全国，甚至整个大洲。不久后，在殖民者的威逼利诱下，货轮和管路将石油源源不断地从中东运往远方。

纵观人类历史，能源被地点和时间所束缚；但随着化石燃料被发现，能源变得可以采集、运输和储存。时间和空间原本只是自然的，固有的局部现象，却由此变得全球化和抽象。

民主对时间的把控是其高效的秘诀——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民主需要仔细、有条不紊的审议；可控、从容的程序。但在危机来临时，高速运转也是必要的。但眼下，我们的系统哪个也办不到。一方面，政治家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全面思考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客对说客的依赖，但说客提供的观点和论据难免有失偏颇）。另一方面，尽管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官员通常还是不喜欢快速行动。

考虑到自己的任期有限，以及连任的压力，政客有一种甩锅给继任者的倾向。法律系统也很迟钝。气候问题迫在眉睫，需要迅速且果断的行动，但考虑到恶果的延迟性，许多官员选择作壁上观。他们凭啥要用自己的仕途做赌注，在没出生，也没有选举权的人身上押宝？

既得利益者布下了重重障碍，加剧了社会对变革的排斥。被化石原料所奴役的石油大亨怎么会停产，让手里的金子白白溜走？环境学家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和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表示，世界上最大，最有钱有势的公司拥有大量尚未开采的原油和天然气。毫无疑问，若想减轻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公司需要将储备能源永远埋藏在地下不开采，但这也就意味着放弃约20兆美金的资产。

这种假设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传统商业模式受制于短期目标，有着不可侵犯的底线。在他们眼里，当下便是一切，即使与环境现状、民主本身相悖。今天，高频率交易意味着商品在一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买卖。资本主义似乎不具备人类长远生存所需要的眼光。

更糟糕的是，利润最大化的思维是投资可再生能源的绊脚石（同时也掩盖了任何企图让化石燃料需求下降的言论）。虽然太阳在一小时内就能提供全人类全年所需的能源，却并不能令现有的投资方感冒。在太阳能短暂的爆发式热潮退去后，能源巨头便退出游戏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太阳能，”BP（British Petroleum，英国石油公司）代表鲍勃·杜德利（Bob Dudley）在2013年时对投资者坦言。“并非太阳能不可行，只是我们在研究了35年后，还是未能实现盈利。”

能源变得更分散、可持续在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换言之，自然法则允许，但人类的法律则不然。摒弃化石能源的方法只有一个：进行有组织的，跨部门行业的大型公共投资——这是近来一个名为“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的综合项目。

公司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开采天然气和焦油砂，但政府可不行。爆发上述环保游行的国家和城市的政府都有对新能源项目补贴，但无奈收效甚微。麦吉本用二战时期政府动员能源的力度来比较眼下所需要的投入。眼下需要的是“工业全面改革并更新装备”。他写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但我们却节节败退。”

石油公司在几十年前就知道气候变化及其恶果了，但是高层选择掩盖事实真相，即使泄露后也不惜重金播种谣言。眼下，燃料业不得不直面事实，承认大自然的法则和温室气体带来的影响，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地球工程学（主动的大规模的改造或操纵行星环境，以应对或者抵消大气化学成分变化带来的影响的学科，译者注）或许是其中一部分答案：抽出空气中的碳（截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给海洋施铁肥（向海洋施铁肥能够催生浮游植物繁殖并吸收大气和海洋中的二氧化碳）；在太空中放置可以反射太阳光的保护层。

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总部设在美国，译者注）的CEO，曾任特朗普麾下的国务卿，就连他也不情愿地承认全球变暖是实情。“这是工程问题，也当用工程的方式去解决它，”他坚称。

这些企业家意图将一切公众投资贬损为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复辟，与此同时却自命为气候问题的决策者、未来地球工业时代（也是他们口中唯一的希望）的专制者。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化石燃料业和金融业，还有被收买的官员们狼狈为奸，竭力维持现状。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却并非一定要被牵着走。

气候危机迫在眉睫，自由民主却寸步难行。资本主义限制了我们通往未来的道路，牺牲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自然资源，肥了那1%人的腰包，满足了后者无尽的贪欲。与此同时，美国宪法加剧了这一紧张局面：保护，甚至增强了少数人的权益，让大多数无辜者沦为旧社会中被压迫的对象。

现实是，人类发展的天花板在于生态而不在于经济；我们的碳排放不能再随心所欲，必须要重塑经济体系以应对现状。大量的财富应该被收做公用，民主决定金融控制权意味着钱终于可以花在人民身上。社区所有制和国有化能源供给、资产是必要的，同时，公众监管也必不可少。这就是“绿色新政”中提出的最核心，最大胆，也是民主、公平和可持续的一项重要提案。

数千年前，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就指出，民主应该是为大众，而非小部分人服务的。拜气候游行所赐，眼下的难题包括，该如何拓展“大众”这个群体，使其将子孙后代囊括在内，将时间维度也纳入社会议题中。

我们的民主运动要时刻自省：我们想要当什么样的祖先？我们的每一步，不论是采取行动还是作壁上观，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该为后代采取什么样的宗旨和做出怎样的承诺？我们该如何为一个见不到的未来，投下手中的选票？

文/Astra Taylor

译/boomchacha

校对/药师

原文/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oct/01/bad-ancestors-climate-crisis-democrac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boomchacha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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