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培养战略科学家需要打破陈规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培养战略科学家为何如此重要？为何关乎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得先机？

撰文/罗中云（本报评论员）

编辑/吉菁菁 新媒体编辑/刘大珩

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视觉中国

9月27日至28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战略科学家一词有丰富的内涵，最基本的是两点：一是科学家，二是战略家。从其科学家身份来说，应属于相关科学领域的领军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研究具有前沿性、前瞻性。而从战略家一面分析，则应具备组织、统领重大科技研发的能力，对本科学领域或相邻交叉学科的未来发展有清醒的认识，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实现目标的“路线图”，还应具有较宽的科学视野，具备较强的跨学科研究或组织跨学科攻关的能力。

简单说，战略科学家应是科技人才中具有领导力的“帅才”。有媒体形容，作为战略科学家，自己本来已经身怀绝技，但同时还能组织带领一支尖兵队伍，攀登科技高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历程中，其实也有不少自身优秀，又能带领队伍进行重大科技攻关的战略科学家，如钱三强、钱学森、李四光、黄大年等。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广大科研人员的努力，同样离不开具备战略眼光和领军才能的杰出科学家的组织统领。以钱学森为例，他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在经历艰难曲折回到国内后，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我国的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学科……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同样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黄大年。2009年底，他从英国返回故土。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深地探测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路。他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使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在新时期，类似的科学家还有施一公、饶毅、姚期智、丘成桐等，他们回国服务后，都以不同的形式推动了我国相关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

我国科技要获得大发展，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得先机，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是必然的选择。有资料统计，到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419万人，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我国处于世界前列的尖端科技仍然十分有限，不少行业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形成了“卡脖子”局面。要破这个局，不仅需要我国广大科技人员进行艰苦攻关，更需要有大批战略科学家进行有效地组织统领。当然，从科技发展本身来说，交叉、跨界、融合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同样需要战略科学家发挥引领作用，向科学高峰进发。

我们也要明白，培养尖端科学家不易，培养战略科学家更是难上加难。在当前，我国尤其需要在战略科家的成长环境、土壤方面多下工夫，大刀阔斧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打破陈规，不论资排辈，消除门户之见和工作单位级别、性质等方面的歧视，让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人才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和载体。同时也可与“揭榜挂帅”、国际科技合作等手段相结合，不拘一格培养引进我国所需要的各类战略科学家。

出品：科普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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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普中央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