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航天史,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逆袭诗篇。
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航天事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
1996年2月,新年伊始,首枚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便星箭俱毁;8月,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星7号卫星又未能入轨。
接连两次失利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也令航天人心头笼罩上重重阴影。
不过,短短几天后,一枚长征二号丁火箭进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所有航天人都隐隐期盼着,希望这枚火箭能扬眉吐气。
他们有把握,因为这次发射的负责人并不一般。他就是有着“孙总等同于成功”美誉的孙敬良院士。
孙敬良,中国工程院院士,液体火箭发动机与运载火箭设计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由他总设计负责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首发一次成功,再发再次成功,被航天工业领导称之为“龙抬头”。
航天人翘首以盼,冀望孙敬良再创佳绩,一举冲出低谷,打破航天事业发展的僵局。
被寄予厚望的孙敬良,肩头挑上了千钧担。他的心情并不平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2021年7月3日10时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林一号宽幅01B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他望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这枚老伙计能冲破苍穹,一扫阴霾吗?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少年孙敬良的理想是学国学,将来舞文弄墨。1947年,孙敬良想报考大学,但发现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
哈工大没有文科,无奈之下,孙敬良选择了航空和采矿两个专业,结果第一志愿未能录取,他只好去读采矿。
航天与采矿,一个上天,一个入地,似乎有霄壤之别。孙敬良当时怎么也不曾想到,将来自己会与航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就读半年后,学校动员学生参加国家建设,孙敬良踊跃报名,连夜收拾好包裹,直到下了车,这才发现自己被分配到了空军锦州第三航校。
他又回到了航空航天这个领域。一年之后,由于表现优异,孙敬良获得了去苏联留学深造的机会,攻读飞机与航空发动机专业。
1958年,孙敬良以优秀成绩顺利毕业,回到祖国,跨进了航天事业的门槛。他主动要求到发动机研究所工作,随单位迁到了上海,北方汉子就这样变成了上海人。
1977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开始研制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三级常规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四号,孙敬良成为该火箭的技术总负责人,1983年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这是总工程师孙敬良(左)正在检查“长征四号”总装工作
1984年夏天,长征四号火箭进入初样研制的关键时刻——对火箭动力装置系统进行热试车考核。
首次热试车风险很大,国外和国内其他型号的类似试验都是败多胜少。而且此次试车,是国内运载史上第一次使用的共底贮箱。如果加注时操作不当,就可能引起爆炸。如果发生爆炸事故,那在场的人谁也不能幸免。孙敬良却在会议上声如洪钟:“我的目标,是我这个总设计师可以骑在发动机上试车!”谁都以为这只是一句保证,但孙敬良却当了真。试验开始了。正式加注的那天,人们发现,孙敬良果然站在试车台上,亲自指挥最危险的加注环节。同事纷纷劝他下来,孙敬良却态度坚决地说——“如果我这个总设计师都对加注没有信心,自己先跑了,大家心里会怎么想?还能安心工作吗?那样还试什么车!”孙敬良和助手们牢牢地“钉”在试车台上。然而,就在加注推进剂开始后不久,意外真的发生了。一位操作员由于过于紧张,不小心碰落了未拧紧的加注接头!刹那间,剧毒的黄色氧化剂喷着浓烈的雾气,张牙舞爪地向孙敬良他们扑去,呛得人们几乎窒息。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敬良和助手们冲了上去,迅速地捡起加注接头,在插座上用力拧紧,及时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不仅如此,当年的科研条件也相当艰苦。“为了少加工一些(东西)省钱,把热试车的卸下来的螺栓、紧固件,都拿回来重复用。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紧固件都已经被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都污染了。拿回来的这些东西也放在行李仓里面,也闻着不少偏二甲肼毒气。”
后来,孙敬良用“十年磨一剑,甘苦寸心知”来概括这段研制经历。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从1988年2月15日火箭开始总装联试到6月15日运抵太原发射基地,共有100多个工作日,孙敬良有82天都“沉”在科研生产一线。
在发射前的最后3个月里,他更是废寝忘食,坐镇一线指挥。孙敬良之所以要超负荷工作,是因为深知获得研制长征四号的“入场券”来之不易。
1988年9月7日北京夏令时5时30分,载着“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长征四号”火箭发射成功。
1988年9月7日,长征四号火箭一鸣惊人,把我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送上太空。
回忆往事,孙敬良诙谐地说:“如果没有那次热试车,就没有长征四号火箭的腾飞,我也就要早早回家抱孙子咯。”
在科研上,孙敬良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他常说,搞航天的,就是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
孙敬良带领的长征二号丁火箭研制队伍在航天系统内是一支出了名的“六严”队伍:严格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严格按研制程序办事;严格技术要求;严格地面试验;严格落实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岗位责任制;严格全过程质量控制。
这六个“严格”字数并不多,但却涵盖了整个研制流程。
1994年夏,长征二号丁火箭将再次点火升空。但与上次不同,孙敬良作为总设计师,决定在此次发射的火箭中采用“动力调谐陀螺平台”技术。
“动力调谐陀螺平台”,业内通常称之为小平台。它常常被比喻为运载火箭的“眼睛”,它感受火箭的实时速度、位置、姿态,能大大提升火箭的入轨精度。
研制和采用小平台,在我国航天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孙敬良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搞小平台风险太大,一旦不成,就会给当时步履惟艰的航天事业再泼上一盆凉水。
但是,孙敬良出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本着为中国航天开创新篇的目标,毅然扛起了压力,挑起了重担。
此时,四年一遇的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酣,亿万球迷们深夜守在电视机前,为一场场比赛如醉如痴。而上海航天职工们,却在焦急等待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消息。
7月3日,长征二号丁火箭点火升空,一跃而起,准确地将我国第一颗新型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轨道。
孙敬良也握紧了拳头,整整4年,低温、真空、振动、冲击,各种模拟试验一起上,小平台研制终于告成,我们的火箭终于有了更精确的“准星”。
成功之夜,戒酒多年的孙敬良打破规矩,重新举起了酒杯。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1996年,在经历两连发失利后,扭转乾坤的重担,再一次交到了孙敬良的肩头。
此次发射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我国自1975年以来发射的第17颗,卫星将在太空运行15天,除获取遥感资料外,还要进行科学搭载试验。
怎么能做到成功?孙敬良深信一个道理——只要地面上做足准备工作,火箭发射成功就是必然的结果。
孙敬良认为,要掌握规律,设计上就要留有一定的余量,最重要的是把功夫花在发射之前的准备上,地面试验要比天上更加严格,更加充分。
严格也源于一次失败的经历:“地面试车(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个凹坑,就是有卡的迹象,涡轮有测速的装置,但是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是没问题。因为卡了一下又恢复了又好了,就是转速降了一下又上去了,就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后来结果上天就彻底地卡住了,就失败了,打完了以后那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涕。”
为了严格把关每一个环节,孙敬良亲自挂帅,从技术阵地到发射阵地,发射人员一遍遍地“筛”问题,一次次总检查,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10月20日,长二丁火箭竖立在酒泉发射中心的发射架上,所有航天人都为它捏着一把汗。
……5、4、3、2、1——点火!
就在命令发出的那一刹那,长二丁火箭高昂着“龙头”,带着信心与希望,朝着太空平稳飞去!成功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中国航天事业最低潮的时候,孙敬良临危受命,三次成功发射卫星,创造载入史册的三次“龙抬头”奇迹。
孙敬良鼓舞了航天人的士气,他总结的“设计可靠、生产严格、试验充分”12字质量方针也成为许多航天项目的指导思想。工作做足,心里就有底了,孙敬良的成功实践,也让中国航天人悟透了这个道理。自1996年之后,我国航天发射越来越稳,越来越好,航天发射的成功率也始终居于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