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求生综合征”及其他：心身问题的怪奇案例-

利维坦按：

前几天和母亲聊天，她说起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本来每年安排体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如果你是一位高血压患者，本来血压能够依赖药物维持在稳定水平，但一想到明天要起早去做体检反而血压就升高了……

这或许是心理原因导致生理变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群体性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或者说群体心因性症状的报道很多，且有很多从现代医学角度无法检测到病因（具体相似案例也可参看文末《文化束缚症候群是一种病吗？》）。正如文中所言，如果广义上的illness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话，那么文化、宗教、社群等因素自然也就无法忽略了。我们的大脑会跟我们开最恶劣的玩笑，它们总是试图解释、归类来自外界的刺激，有时会从身体和环境收集到的最微弱的信息中感知威胁。偶尔它们会过度活跃，引发最严重的疾病，比如幻觉、癫痫、瘫痪、昏迷，即便身体没有出现任何生理问题。

这便是爱尔兰神经学家苏珊娜·奥沙利文（Suzanne O’Sullivan）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领域。她居住在伦敦，专门诊治疑难杂症，比如患者出现癫痫发作现象，但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患有癫痫。她的任务是揭开公众对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illnesses，译者注：心身疾病指的是由心理社会因素引起，但以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的疾病）的误解。

比如，人们会认为心身疾病不严重，或者根本不是病，甚至是装出来的。奥沙利文会用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带领我们探究那些因解离症（dissociative disorders，译者注：解离症指的是在记忆、自我意识或认知的功能上的崩解，起因通常是极大的压力或极深的创伤）而不能生活自理的人。

奥沙利文和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一样都是极具天赋的作家，从她笔下的研究案例中，我们可以轻易体会到她对病人的同情。在她的新书《睡美人：以及其他神秘疾病》（The Sleeping Beauties: And Other Stories of Mystery Illness）中，奥沙利文走访了世界各地，调查了一系列奇怪而有趣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高度传染性。

在瑞典，一个女孩出现了无精打采的现象，其他数百个孩子也陷入了类似的昏迷状态。尼加拉瓜一位少年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可怕小个子男人，学校里其他几十个孩子也开始看到同样的鬼影。数十名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声称，他们都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疾病，比如头疼、疲劳和记忆衰退，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奥沙利文说，心身疾病远比我们想象中常见，但很少有人承认他们得了这种病。她解释说，实际上，“不接受诊断结果反而会加重病情，然后四处求医，不停地做测试，希望能够得到另一种诊断结果，即便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真实病因。结果就是，你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

我在奥沙利文位于伦敦的家中采访了她，一起讨论了这些神秘的疾病以及医学诊断的问题。

心理和身体。苏珊娜·奥沙利文说：“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心理区分开。我们的身心是相互连接的。”孩子们沉睡的现象并非止于生理层面。“如你所见，这些孩子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了。”© BBC

你提到过一种很奇怪的病，在瑞典，上百名儿童陷入昏迷，卧床不起。你去看望这些女孩时发现了什么？

我探访了两位小女孩，一个10岁一个11岁。10岁的小女孩陷入这种奇怪的昏迷状态已经一年半了，她的姐姐是6个月前开始出现的。当时的情景很令人震惊。当我们走进妹妹的房间时，她根本没有半点反应。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但当她的父亲想要把她扶起来时，她就像一个布娃娃一样柔软无力。不论出现什么动静，她都不会睁一下眼睛，而她过去一年半都是这个样子。她的父母用吸管给她喂流质食物以维持生命。

这被称作“放弃求生综合征（resignation syndrome）”。

这种现象刚出现时人们以为是小孩子变冷漠了，因为他们慢慢地对世界失去兴致，逐渐陷入一种完全无法交流的状态。这种疾病自21世纪初就在瑞典出现，一直到现在都有发生。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一些普通的孩子。患者都来自于在瑞典寻求庇护的家庭，当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瑞典时，就会出现放弃求生综合征。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来自生活特别艰难的小群体，比如雅兹迪人（Yazidi），他们可能是为了逃离故土某些可怕的事情才来到瑞典。但是我遇到的这两个孩子都是2岁就来到瑞典，现在已经10岁和11岁了，所以这种疾病肯定和她们在瑞典的生活有某些关联。

你还见到了一直给她们看病的医生，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我和那位接待我的医生交流时，我希望能够谈一谈孩子们失去希望和出现症状之间的明显关联，但是她不是很乐意谈论这一话题。相反，她希望我这名神经学家能够推测一下这俩孩子大脑出现了什么问题。当然，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有趣的对话，它能给我们很多关于动力和意识方面的启发，但却没有直击问题核心。孩子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她们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陷入昏迷，卧床不起呢？

我想先区分一下disease 和illness的含义（二者通常都被译为疾病，但disease和illness的含义稍有区别，后文的疾病都是指的illness。译者注）。当我们在说到disease时，它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疾病，而不是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的看法。而illness指的是我们感觉到生病，它受我们大脑中的期望影响。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自己是这些寻求庇护的儿童中的一员，并且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面临被驱逐出境时可能会对生活失去希望。当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些生理变化时，我们会作何反应？从疾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会受我们主观意识影响。想想要是你被驱逐出境会发生什么。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些不舒服，然后没有任何精神，接着你感觉自己起不了床，再接着你就会闭上眼睛。人们在有心思，遇到事情和压力状态下会出现身体症状，这一点并不稀奇。对这些孩子来说，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的情况很极端。

另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不光只有一两个孩子出现这种症状，而是有好几百个孩子。它就像传染病一样，席卷了那些安顿在瑞典的家庭。

还是这个问题，这真的不寻常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义的疾病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当地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某些刺激因素会导致身体出现某些症状，而且你对此深信不疑，那么这些刺激就真的会很容易让你的身体崩溃，产生同样的症状。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心理区分开。我们的身心是相互连接的，如你所见，这些孩子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了。

在你的案例研究中，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在其他地方，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喜欢听到他们得的是一种心身疾病。同样，在你的病人中，有人突然发病，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得了癫痫，但你认为，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心身疾病。

告诉我说自己得了癫痫并且经常发作的病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纯粹的心身疾病发作。这是身体对某种压力做出反应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它通常始于生理状况，比如昏厥。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人上了一辆拥挤的火车，里面非常热，人们都晕倒了，这很正常。但是它会在人脑中埋下恐惧的种子，下一次再乘火车时，他会想，“希望这次我不会再晕倒了。”然后就会很不自然地检查自己身体，这样会导致症状加剧，最终发病。

你还调查了其他心身疾病，也都具有传染性。在尼加拉瓜，一些米斯基托人（Miskito）精神恍惚，产生可怕的幻觉，他们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种有趣的疾病，叫做“grisi siknis”（米斯基托语，类似于英文crazy sickness，有时也被译为“歇斯底里症”）。有些症状和医学诊断只存在于某些文化中。Grisi siknis就只存在于居住在米斯基托海岸的尼加拉瓜米斯基托部落。它主要影响青少年，尤其是女学生。患者会做出疯狂的行为，他们会狂躁地四处乱跑，然后倒在地上，癫痫发作。患者家属称，这种病太厉害了，需要好几个成年男子才能抓住女孩。它就像海浪一样在米斯基托族群里一波接一波出现。如果有一个学生得病，整个学校都会被感染。

他们认为，得病的人是被一种叫做恶鬼（duende）的灵魂缠住了。患者经常会看到鬼魂，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个子男人。他们认为是这个鬼魂缠上了病人，导致发病。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那些受到性威胁的年轻女性身上，她们经常受到年长男性不怀好意的关注。

米斯基托人是怎么应对grisi siknis的？

他们用传统仪式来对待它。当地的医治师会用草药浇在孩子身上。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方法很有效。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机制，当地人会用它来处理特定的社会问题。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女孩在某种压力下出现grisi sikni，这是她们表达痛苦，寻求帮助的方式，而不需要进行尴尬的对话，也不需要说明确切的问题是什么。

确实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在英美国家，如果有人出现了同样的发作现象，他们会去医院做脑部扫描和各种测试，但是治愈率只有30%。而米斯基托人治愈率是100%。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开始接受宗教仪式，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应该问自己：这种疾病发作是想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

当米斯基托儿童生病时，整个族群的人都会聚齐起来帮助病人，而我们却会把发病的人隔离起来。我们可以从这种更加有同情心，且基于整个族群的应对措施中学习到东西。

在哈萨克斯坦，你还调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身疾病，你都有什么发现？

这场奇妙之旅发生在哈萨克斯坦中部的两个小城镇——卡拉奇（Kalachi）和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事情开始于2011年，当时一位中年女性正在摆摊儿，然后突然睡着了。其他货摊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把她叫醒。她被送去一家不错的医院，所有检测结果都正常。没有人能够解释发生了什么。一周后，她自己醒来，又恢复了正常。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传播开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133人陷入了神秘的睡眠，一些人还出现了各种其他症状，比如幻觉。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试图找出原因。他们采集了头发样本、大气样本和水样本，期望能找到毒药或者其他任何能解释这一切的东西。

附近有一个矿井，所以他们有可能是中毒了。

那里曾经是一个采矿小镇，这些人在铀矿里工作生活多年，从未生病。这个铀矿自20世纪90年代就关闭了，过了20年他们才生病。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调查矿井是否有毒，只是这些检测十分详尽细致，却什么都没发现。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城镇的照片时，我认为这里十分贫穷。整个城镇残破不堪，建筑摇摇欲坠，人们没有工作。我一开始和许多医生一样，猜测这些人是因为压力太大导致精神分裂，然后陷入昏迷。但当我到了那里，我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

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被运送到这个秘密铀矿，他们称这里是天堂，一开始我根本不能理解。但当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后，我意识到，这里曾经确实是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天堂。这里受到莫斯科的照顾，有电影院和一家大医院，商店里摆满了商品，这些在哈萨克斯坦其他地方是根本买不到的。但后来，一切都变了。铀矿关闭，他们的生活从受到特别优待变为十分艰难。

人们在遇到事情和压力状态下会出现身体症状，这一点并不稀奇。

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卡拉奇。© RT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就不再支持哈萨克斯坦这些城镇了。

铀矿关闭了，这个小镇失去了保护。但这时候居民还没有生病。你原本以为有人会因为压力生病，但他们却挺过了这些困难时期。问题发生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因为政府关闭了大量娱乐场所，人们的生活少了很多乐趣。镇上只剩300人，而且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因此，政府希望将他们让他们搬到一个更大的镇上，但人们并不想搬家。

当他们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搬离自己的城镇。这就好像一个爱情故事。小镇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和安慰，他们愿意在这里守候到它重新焕发活力的那一天，但也意识到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昏睡症是作为一种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案出现的。当离开城镇并重新安顿之后，这些人就康复了。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城镇，是昏睡症帮他们做了选择。

这些患者相信他们是因为铀矿中毒，他们不希望听到这种心身疾病诊断。

当地居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坚信他们是中毒了，因此才会离开小镇。这也能理解。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心身疾病的人很脆弱，或者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既然这样的话，谁还会承认自己得了这种病呢？

关于这一点，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相信一种西方医学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我能向人们解释他们生理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是一种心身疾病，他们就会相信我，并得到释怀。但事实情况完全相反。这里的人只相信他们自己的解释。当你试图提出心身疾病这个话题时，无论你有多委婉，他们都不想听。现在我明白了，或许有时不提这件事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心身疾病本身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那么或许试图把它公之于众是不明智的。

让人们相信错误的诊断，这可不像是一名西方神经学家的回答。

我不是鼓励人们相信我自己都不信的诊断，但我试图多听别人是怎么讲的，这样我才能了解问题在哪儿。西方医生经常会跟病人起争执。我说，这是心身疾病，病人说，“不，这不是。”这样的争执很没有意义，双方都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我来说，向病人解释心身疾病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我也会更多地倾听他们自己的故事。有时，心身疾病是一种具体化的叙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我需要去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出现的现象的。显然，合理是有限度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案例都是那些失去家园，或者相信灵魂附身的人。但你也写到，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出现了一系列症状，比如头昏、头痛、记忆问题、疲劳等，也就是所谓的“哈瓦那综合征（Havana Syndrome）”。有很多报道称，一定是敌人对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们使用了秘密武器。但是你不这么认为，是吗？

不仅仅是我不相信，这些报道的说法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不过是坊间传闻，就像相信你被鬼魂附身了一样。声波武器攻击的假设没什么说服力。2016年12月，一名驻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同时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站不稳、很难注意力集中等。于是就有谣言称，大使馆的人受到了声波武器的攻击。

嗯，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很有趣。一开始人们认为是一种声音武器，因为有人听到了声音。接着其他人也说他们在听到了声音后生病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医学问题——声音不会损伤大脑。异常响亮的声音可以通过耳朵损伤听力，但在不会损伤大脑。科学家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他们说，“它或许不是听觉范围内的声波武器，或许是某种超出听力范围的东西，比如微波武器。”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认为有声波武器的前提是人们听到了声音，那么现在又认为是微波武器的假设就不合逻辑了，因为人们听不见微波武器。而且，还有许多生物学原因解释为什么微波武器不可能——这种武器根本不存在。我不是一名武器专家，但我是一名医学博士，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微波武器攻击，那么微波武器肯定不止针对大脑。如果一种微波能量从远距离直接射向一个人，那不可能只损伤大脑。他们的肾脏、心脏还有肺部为什么没有出现血管问题呢？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微波武器这个说法一直存在，直到现在媒体都还有报道。

这不仅仅是我不相信，这些报道的说法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不过是坊间传闻。

美国政府派了一些顶尖的医生去调查，他们认为可能是某些秘密武器导致了这些症状。

是的，媒体关于报告内容的报道，以及报告内容本身之间的差距十分有意思。史蒂夫（Steve，本文作者），你读过那份报告吗？

没有。

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读过报告，而大部分人都没有。报告称，接受检查的人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他们甚至都不能确定这些人遇到了相同的事情。最后，他们排除了很大一部分报告自己受到这次攻击影响的人，而把重点放在更少的一部分人身上。然后，他们排除了心身疾病这一解释，而且没有说明为什么。接着又给出了很多心身疾病相关的诊断，但却用委婉的说法掩盖了事实。比如，他们会用“功能性的”这样的词，但是后面加了括号，写上“功能性的，不是精神性的”，这是医生委婉给出心身疾病诊断的一个办法。他们确实提到了认为是微波能量，但是当你读完整个报告，你会惊讶地发现，相关证据少之又少。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相关人员。

那么你认为美国驻古巴外交官遭遇了什么呢？

我们无从得知第一个人发生了什么，因为在这种突发情况下，第一个人得的病可能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但是他会定下后面事情的基调。当你了解使馆人员的经历时，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他们被告知，当时有可能被声波武器攻击，因此，如果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时，他们要躲在墙后。他们还需要不停地开会、检查身体，如果有任何症状都要看医生。当人们被要求检查自己身体时，焦虑情绪就会不断升级。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50年的紧张态势之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才刚刚开放，人们担心，古巴人会在大楼内安装窃听设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紧张。

这些人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受到威胁，因为有很多先例表明，驻古巴和俄罗斯大使身上会被安装窃听设备。而且他们又被告知，攻击随时有可能发生，并且要检查身体。试想一下，当你检查身体看有无异常时会发生什么？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出现了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感染了疾病或者受到攻击，请检查身体，”你会立马发现那些平时你注意不到的刺痛和不适。

但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古巴。美国驻中和德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也报告了类似症状。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球，伦敦、德国都出现了病例。但这就是传染性症状的特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驻古巴外交官是如何得知他们有可能得了心身疾病的。参与事件的医生表示，这些外交官不是在演戏或装病，他们不想生病。

现在，如果这是你对心身疾病的看法，你无异于在对你的病人说，“好吧，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么是在装病、疯了、想要生病，或者你是被声波武器攻击了。”你会选择哪一个解释？答案显而易见。

文/Steve Paulson

译/Rachel

校对/boomchacha

原文/nautil.us/issue/107/the-edge/the-neurologist-who-diagnoses-psychosomatics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