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虐待狂系统的残忍产物:卡波-

利维坦按：

Kapo（德语Funktionshäftling），目前国内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译法，大意为“囚犯头子”，“特权囚监”，但都不够准确，因为其特有的含义（往往特指纳粹集中营中犹太身份的囚监，用于所谓“囚犯自治”），故在文章中均以音译“卡波”指代。

卡波和我们熟悉的汉奸、法奸、荷奸也不相同，前者大多出于被死亡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成为纳粹能够高效管理死亡集中营的手段之一。卡波的职级明确，工作内容从防止犯人逃跑、暴力殴打折磨囚犯，到接收新囚犯、搬运处理大量死尸不一而足。按照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话说，“一旦他（犹太人）成了卡波，就可以不用与其他囚犯睡在一起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对卡波拥有某种特权的承认，但希姆莱还有后半句：“如果我们对他不满意，他就不再是一个卡波，会返回营地和其他囚犯睡在一起……他十分清楚，那里的人在头天晚上就会杀死他。”

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喜欢这样娓娓道来：上世纪60年代，他初到英国没多久，就结识了一批思想纯正严肃的人，每逢交谈之际，那些人都苦于思考一个问题——纳粹集中营的囚犯都会做些什么？对总持有怀疑态度的詹姆斯而言，这一答案充满了悲剧色彩与恐怖意味……无需言语，众人自明。

他认为，真正挑战道德底线的问题不是囚犯会做什么，而是比受害者拥有更多选择的人会做什么；换言之，也就是集中营的警卫或卡波（kapo）会做什么。后者或许更坏，他们监视、习以为常地残酷虐待同伴，只是为了从掌控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手中获取各种特权，在这个死亡之地，有机会存活就是最至关重要的特权。

萨拉斯皮尔斯（Salaspils）集中营中的一名犹太卡波。© Yad Vashem Archive

无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亦或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多么有特权，身为卡波，始终受制于人：德国警卫随随便便一时兴起就能轻轻松松否定他们的地位。尽管在卡波中，的确有人命运不济，但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而普通囚犯则几乎全部命丧黄泉。

此后，卡波的命运随去向不同而有所改变。集中营被解放后，奔向巴勒斯坦的那批人很可能会被其他囚犯认出并杀害。当然，也有被错认成卡波的倒霉蛋。1946年，特拉维夫曾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案件：一位名叫亚舍·贝尔林（Asher Berlin）的男子被当成了勾结盖世太保的犹太叛徒，在巷子里被狠狠群殴了。

1944年4月，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纳粹德国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s，字面意思为“特殊小队”，组成特遣队的囚犯通常为犹太人，他们在死亡胁迫下协助处理犹太人大屠杀毒气室受害者）在处理囚犯尸体。© Wikimedia Commons

事实上，不幸的贝尔林自1924年移民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后，就没有去过欧洲。1950年，即以色列建国两年后，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纳粹党人及其合作者惩罚法案》（Nazi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该法案旨在处罚以前的卡波及犹太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人（Judenräte，犹太居民委员会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犹太人社区中安置的行政机构。该委员会被纳粹用来控制较大的犹太人社区，是自身具备管理权的中间人。编者注），后者曾管理东欧的犹太社区，然而纳粹最终还是把犹太人赶向了集中营。11年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绑架、审判并处以死刑，他成了唯一一个依据此法被审判的纳粹分子。

为了换取活下来的机会，卡波会监视并习以为常地残酷虐待同伴。

耶海兹克尔·永斯特被判处了死刑，但最后也以减刑而告终。© Yad Vashem Archive审判持续了22年。回想起来，即使在法案生效后，严惩卡波的前两年，也很少有实际刑期超过5年的人，只有耶海兹克尔·永斯特（Yehezkel Jungster）被判处了死刑，但最后也以减刑而告终。

随着审判一年又一年的推行，官方的态度逐渐软化了，以前，以色列司法机构倾向于假设被告有罪，认定他们不该犯下恶行，后来，他们渐渐开始认为卡波别无选择，只能那样做。

在以色列学者丹·波拉特（Dan Porat）对庭审的精彩描述中，法官的立场与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犹太作家、化学家，大屠杀幸存者，编者注）惊人的相似，后者曾写道：“没人有权审判卡波，集中营的受害者不行，没在集中营待过的人更不行。”这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相悖，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严厉批判过卡波及犹太居民委员会。

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匈牙利著名小说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2002年，刚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在采访时称：“20世纪时，欧洲的极权主义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它迫使某人以我们未曾被迫使过的方式做出选择：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施暴者。”

作家亚历山大·提斯玛（1924-2003）。© wikipedia

追随列维、认为自己无权审判卡波是一回事，试图深入他们的思想与心灵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正是南斯拉夫作家亚历山大·提斯马（Aleksandar Tišma）的非凡之作《卡波》（Kapo）的主题。

据我所知，除了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于1995年出版的《朗读者》（The Reader）以集中营看守汉娜·施米茨（Hanna Schmitz）为主人公以外，《卡波》是唯一一部从施暴者角度，而非受害者角度展开叙事的主流文学小说。但在施林克的小说中，叙述者不是集中营的女看守，而是她的德国小情人，当她被战后的德国法庭判处长期监禁后，这位小情人又成了她忠实的朋友与访客。

凯特·温丝莱特在《朗读者》中饰演的纳粹集中营看守汉娜·施米茨。© American Rhetoric

施林克的小说备受追捧者赞誉，他们认为施林克试图戏剧化地展现与德国黑历史的冲突与和解（在德国，人们还为其起了一个不甚雅观的名字：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意为解决过去，解决历史）。但作家杰里米·阿德勒（Jeremy Adler）却加以严厉批判，指责施林克在“创造共情杀人犯的艺术”。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的言辞更为激烈，他认为《朗读者》在暗示“德国才是受害者”。德国记者威利·温克勒（Willi Winkler）在《南德意志报》（Su ddeutsche Zeitung）上撰文称其“刻奇至极”。

在我看来，最后一项指控有失公允，因为它更适合用来评价《辛德勒的名单》。但平心而论，那种关乎伦理、命令式的虔诚，即大屠杀既要求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又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已经在施林克的小说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被严重转化成了唤起其恐怖色彩的工具，大多数人难以免俗，尤其是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界定的概念来说（他认为刻奇“能令我们因怜悯自身、为所思所想体现的平庸而热泪盈眶”）更是如此。

相反，提斯玛的大屠杀三部曲，《布拉姆之书》（The Book of Blam）、《人的用处》（The Use of Man）和《卡波》（Kapo）是化解而非滋养平庸与刻奇的良药。三部曲的名气在前南斯拉夫以外的地方，逊色于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四部大屠杀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ness）、《惨败》（Fiasco）、《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Kaddish for an Unborn Child）及《清算》（Liquidation）——但提斯玛的小说绝对配在任何文坛留下青名。

有趣的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匈牙利默默无闻之时（国际上更是查无此人），提斯玛就已将《无命运的人生》翻译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为此书在南斯拉夫问世出了一份力。这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当然，我做出这样的推测并非毫无根据。不管这种推测有什么价值，我绝不会落入愚人的行列，也绝对认可这两类小说相得益彰。凯尔泰斯的作品颇具自传色彩，这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他总坚称将其视为自传的人严重误解了他，他认为自己的身影应该出现在写字台旁，而非故事中。

在《无命运的人生》中，年轻的捷尔吉·卡维（Gyuri Köves）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他回到了匈牙利，但却发现家乡已被苏联占领。我认为，凯尔泰斯把卡维当成了另一个自我，而不是简单虚构出来的、用于隐藏自我的“方便旗”（译者注：方便旗，指商船为逃税而于别国注册并悬挂该国旗帜）。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也因“佐克曼三部曲”（Zuckerman trilogy）的同名主角而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在我看来，他们二人的言行既有真实性，又充满了刻意否认的元素，总之，小说家都在提醒：读者当留心。从罗斯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到《反生活》（The Counterlife），从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到《清算》，都是一种针对文学界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即坚持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的叙事确定性。

追随列维、认为自己无权审判卡波是一回事，试图深入他们的思想与心灵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正是亚历山大·提斯玛的写作主题。

对待自己的作品时，提斯玛的看法与凯尔泰斯截然相反。他认为自己其实就是在写自传。然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囚禁的是凯尔泰斯，而提斯玛1924年在匈牙利边境的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霍尔戈什镇诞生，提斯玛的母亲是犹太人，说匈牙利语，父亲则是塞尔维亚人，尽管战火纷飞，他们一家三口还是活了下来，1944年布达佩斯被苏联军队占领之前，提斯玛甚至想方设法完成了学业。

他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一是因为非犹太人裔邻居们三番四次援手相助，二是因为他们早在1942年初就设法逃离了伏伊伏丁那省首府诺维萨德，1942年1月20至23日，当地犹太人惨遭大规模屠杀，在此之前，至少有1400人被枪杀并推入多瑙河，其中有些人是活活淹死的。

在提斯玛的首部大屠杀小说，即令其闻名南斯拉夫的《布拉姆之书》中，同名主角米罗斯拉夫·布拉姆（Miroslav Blam）和他一样幸运地避开了战乱，但布拉姆幸免于难不是因为及时逃离了诺维萨德，而是因为娶了基督徒，皈依了基督教。不管怎样，提斯玛既没有亲历诺维萨德大屠杀，也没有见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如他后来明确表明的那样，事实上，他极力压制了对大屠杀的记忆，直到1960年，26岁的他首次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时，这些记忆才真正被重新唤醒了，12年后，他出版了《布拉姆之书》。

现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 Flickr

《布拉姆之书》是一部令人生畏的残酷小说，像是在大屠杀背景下对《约伯记》的复述。和约伯一样，米罗斯拉夫·布拉姆是无辜的，作为幸存者，逃脱死亡的惩罚就是在大屠杀后陷入孤苦伶仃的境地。布莱姆的朋友都被德国人杀了，而他完全沉浸在对挚友的思念当中。虽然看似矛盾，但布拉姆的无辜至少给读者带来了某种道德上的解脱。

在提斯玛的第二部大屠杀小说《人的用处》中，背景更加宏大。它描绘了一群高中生及其在战争爆发后的命运。这本书中有受害者——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维拉（Vera），她被送进了集中营；也有英雄——维拉的男友米林科（Milinko），他加入了铁托的游击队；有反英雄角色——维拉的同学斯雷多耶（Sredoje），他也成了游击队员；也有怪物——维拉的堂兄赛普（Sep），他变成了纳粹分子。

提斯玛没有把焦点放在赛普身上，如果一定要定一个主角，那也只能是维拉。她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但是当她重返家乡后，她发现一切都回不去了，就像布拉姆一样。这两个人物都逃过了死亡，但他们都发现自己只能以深刻且不夸张的方式在精神层面上生存下来。

凯尔泰斯无疑是阿尔戈英雄式的孤独者，但和提斯玛相比，他乐观得多。凯尔泰斯曾在受访时声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是幸运的，随后又表明自己没有开玩笑，这令采访者目瞪口呆，而提斯玛，即便是在开玩笑，也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同时阅读二人的作品时，读者总能感觉到在凯尔泰斯止步的地方，提斯玛迈了出去。事实上，我们很难想出还有哪位作家能像提斯玛那样娴熟展现心理与道德层面的残酷。

1945年，奥地利埃本塞（Ebensee）集中营中被解救的囚犯。© Wikimedia Commons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法国箴言作家）有句名言：有两件东西人们无法凝视，一是太阳，二是死亡。但提斯玛的作品以世界文学历史中少有的方式挑战了这句话。这种自己挣来而非不劳而获的无尽悲观主义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十分罕见，也许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对提斯玛而言，没什么好开玩笑的；他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快乐，超越了消遣。

如果这位极度沉默寡言的作家想传递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即使某人成功逃出了地狱之门，新的地狱也在外面等待着他。和平只是道德层面上令人扫兴的结尾，无法消减恐惧与悲伤。

事实上，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也善于描写残酷的作家是法西斯主义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法国作家，他在1937年及二战中发表过一些激进的反犹宣言。编者注），这颇具讽刺意味，以至于从道德上说是极其败坏的，即使这样说并没错。《卡波》是三部曲中最残忍的。

在《卡波》中，我们一直在第九层地狱。凡是进入此地，须弃绝希望？对此，提斯玛的回答可能是：“希望？还不如谈谈独角兽是否存在呢。”《布拉姆之书》中的布拉姆和《人的用处》中的维拉都是受害者。尽管他们生活得很凄凉，但却并没有为了活下去而不惜一切代价。

在提斯玛眼中，这两部小说都清楚表明，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们不可磨灭的尊严：他们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但却努力活了下来。在《卡波》中，读者进入了一个没有任何尊严的世界。它关注的焦点是拉米亚（Lamian），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前卡波，尽管他回到了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家乡巴尼亚卢卡，但却始终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过去。这部小说的前提很可能会让毫无准备的读者感到震惊与格格不入，就像阅读完全从艾希曼角度讲述阿根廷事迹的小说一样，不管多么残酷与无情。

换句话说，《卡波》不是探讨罪与罚的故事。提斯玛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拉米亚当然也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中的主角。编者注）。事实上，除了自己，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负罪感，也没有感情。像布拉姆和维拉一样，拉米亚沉湎于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似乎认为过去的自己比现在活得更像个人。对布拉姆和维拉而言，现在只是一个凄凉的空间，充满了他们想复活的鬼魂，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而拉米亚的恐惧深植于道德层面，他生怕人们发现他曾是卡波，曾是犹太民族中的叛徒。

拉米亚有工作，但他不与人接触，且时刻保持警惕，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想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尽管他总忍不住厌恶地回想起自己曾强奸、虐待他人。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拉米亚坚信自己的秘密永远不会被发现，直到他偶然发现海伦娜·利夫卡（Helena Lifka）——被他拖进老巢（集中营偏远角落的一个工具棚）强奸的女人之一——和自己一样曾是南斯拉夫犹太人，而当时的他并不知情。她会回到巴尼亚卢卡吗？会揭发他吗？拉米亚心想：“她肯定会告发我，说我是野兽、恶魔、虐待狂和希特勒的帮凶，是隐藏在巢穴、伪装成良民的撒旦和叛徒。”

他想到他的命运将异常可怕：那些想复仇的幸存者们，“会朝我吐口水，再一把抓住我把我摔到地上，之后再践踏我，把我打个半死……然后……再照顾我，让我恢复健康，这样就可以把我拖到法庭上，在众人面前，作为怪物展示出来……我的名字是邪恶的象征”——写到这里，提斯玛已将无尽的悲观主义借由主人公之口说了出来——“直到他们发现更罪大恶极的人为止。”

拉米亚时常觉得自己应寻求海伦娜·利夫卡的原谅，但正如提斯玛描述的那样，每当拉米亚冒出这个念头时，其实只是想阻止海伦娜报复自己。然后，正如他恐惧的那样，拉米亚似乎在街上看到了海伦娜。她年事已高，弯腰驼背，但还活得好好的。

在小说的其他章节，提斯玛带着读者在时光中来回穿梭：拉米亚又变成了卡波；他虐待、强奸了妇女；他和里格勒尔（Riegler）——控制他的德国守卫之一，正如他控制普通囚犯一样——关系密切；德国即将战败时，二人开始逃亡。拉米亚越来越歇斯底里，甚至开始追踪海伦娜的踪迹，在小说的结尾，他相信自己已经在萨格勒布的某间公寓里找到了她。他鼓足勇气，来到公寓，打算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而事与愿违，事情的结局苦涩不堪、令人不安与扫兴。开门的不是海伦娜·利夫卡，而是她的表姐茱莉亚·米尔克（Julia Milcec）。茱莉亚对拉米亚说，海伦娜曾住过这里，不过早在几个月前就死于可怕的癌症了。茱莉亚从未去过奥斯维辛或其他集中营。起初，他不相信她。他坚持说：“我们在奥斯维辛认识的。你还记得弗法（Furfa）吗？工场的那个卡波？嗯，那就是我。”面对茱莉亚的矢口否认，拉米亚最终意识到她说的是实话。他气疯了，也没招了，于是又被当初寻找海伦娜时她还活着的事实困扰着。

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个房间曾是海伦娜的起居室，正如茱莉亚所说，也是她和家人的鬼魂一起生活过的地方，那些鬼魂都死于集中营。茱莉亚看出了他的痛苦，于是说自己必须要外出，但他可以留下一段时间，他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当茱莉亚离开后，他发现自己更走不了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请走，但“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呼喊着要留下来”。

随后，提斯玛用几个惊悚的句子结束了小说。拉米亚意识到：“只有这里才是安全的，就像当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具棚里一样安全，当他倾听集中营里瀑布般的死亡呓语与祈祷时，窗户上钉着木条，盖着破布，他猛地跳出去，吓到了一个叫海伦娜·利夫卡的囚犯。”

据我所知，在欧洲文学中，还没有哪部作品能如此不屈不挠地陷入绝望。提斯玛没有制造希望，也没有安慰读者。1949年，在美国流亡多年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回到了废墟中的德国，他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采访者指出德国诗歌这几年已经复兴并繁荣起来，阿多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奥斯维辛之后，似乎又能写诗了。但是，他补充道，问题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生活能否继续。这是提斯玛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文/David Rieff

译/antusen

校对/Yord、凌波微步的兔子

原文/lithub.com/inhabiting-the-mind-of-the-worst-kind-of-collaborator-a-nazi-kapo/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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