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建印太“四方联盟”，又搞中东“四方安全对话”，美国热衷建小圈子

在印度洋-太平洋四方安全对话——或称四方联盟，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站稳脚跟之后，第二个四方安全对话正在酝酿之中。

微边（小多边主义）主义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小圈子，美国人搞了好几个了：四方联盟（美日澳印）、“奥库斯”（美英澳）、“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互相有重合但不完全重合，颇有一种“四个人的宿舍五六个微信群”的感觉。其中最核心的是“奥库斯”，毕竟都能卖核潜艇了。

印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外长的首次会晤是一项重大进展。2021年10月20日，印度和以色列两国外长：印度外长贾尚卡尔(S.Jaishankar)和以色列外长拉皮德(Yair Lapid)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阿联酋外长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实际上也通过网络参加了会议。贾尚卡尔已经对以色列进行了长期访问，他在那里参加了会议。巧合的是，两位知名的、人脉深厚的印度分析师在前一天，也就是10月19日，提到了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四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这个新四国会议的三个成员国的外长上周在华盛顿会面，审查以色列和阿联酋于2020年8月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的进展情况。这个新的“四方安全对话”将印度添加到这个三边会谈中。

这个新的“四方安全对话”意义重大，有四个原因。首先，这是对拜登政府目前在多个地区积极参与应对中国的明确态度。拜登政府已经重振了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参与。它不仅深化了印度洋-太平洋四国的关系，而且还建立了“奥库斯（AUKUS）”联盟。两者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挑战的明确意图。在中东建立一个新的“四方安全对话”反映了一种认识，即中国的挑战超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其他地区也必须应对。

其次，同样的当务之急似乎也在推动印度的参与。在2020年的加勒万(Galwan)对峙之后，以及中国在中印实际控制线(LAC)沿线的持续不妥协，印度对印度洋-太平洋“四方安全对话”的热情大大提高。请注意，在2017年洞朗对峙之后，这种热情消失了。事实上，在洞朗对峙之后，印度和中国在武汉和马马拉普兰举行了两次非正式领导人峰会，试图解决双方的分歧。可能是由于这些努力的结果，印度在重启“四方安全对话”倡议方面拖延了脚步。印度加入这个新的中东“四方安全对话”是一种态度，新德里也认识到，中国的挑战不仅要面对印度的北部和东部，也要面对印度的西部。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和美国现在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对方来应对中国的这些挑战。美国一直乐于与许多地区的其他伙伴接触，但印度从来不是其中之一。印度的物质实力现在使其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不仅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而且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印度（政策，特制不结盟政策）的背离，但很明显，印度也认识到，美国需要锚定任何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力量。这也反映了印度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越来越放心，也反映了它对华盛顿的信任，这证明了有关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将导致人们对美国在其他地方的能力和承诺的不信任的预测是错误的。

第四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四方安全对话”(无论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还是在中东)反映了这样一种理解，即面临的中国挑战不仅是军事挑战，而且是包括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内的更广泛的问题。正如纳夫迪普·苏里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中东，特别是在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影响力一直在增长，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亲密安全伙伴。这与其说是直接的安全威胁，不如说是中国在中东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更广泛扩张--尽管也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虽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很重要，但人们对中国实力的其他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但这些方面同样至关重要。这两个“四方安全对话”都反映出，美国和印度正在为这场更广泛的斗争做准备，同时他们也决心应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

最后，以色列和阿联酋是印度和美国的好伙伴。印度和美国与以色列和阿联酋都有着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是建立中东“四方安全对话”的必要方面。其次，这两个国家都是新兴科技强国。以色列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技术实力是众所周知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阿联酋也在为外层空间探索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做准备。阿联酋最近的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亚伯拉罕协议将以色列和阿联酋团结在一起，从而解决了建立中东联盟的一些困难。

虽然“四方安全对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小型单边接触，但它们取决于特定的条件。我们应该期待更多的小型多变接触，即使它们并不都是四方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传统多边主义的困难正在导致人们重新关注微型多边主义，新的“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又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