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苹果”：土豆是怎么来到我们的餐桌的？

1834年，英国皇家军舰小猎犬号前往巴塔哥尼亚进行科学考察，停靠在智利西海岸的奇洛埃岛。舰上年轻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登上了岛屿，开始考察岛上的动植物。

此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博物学者，将在周游世界的考察旅行里，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说奠基。

51岁时的达尔文 | Messrs. Maull and Fox/ Wikimedia Commons

在当地，达尔文对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南美茄科植物极为着迷。他在日志中写下了令人惊奇的发现：“同样的植物出现在智利中部贫瘠的山脉上，那里6个月都不会下一滴雨，而在南部岛屿潮湿的森林中竟然也能找到它。”

这种茄科植物就是土豆（Solanum tuberosum）。他发现，由于此处气候温暖潮湿，与英国的大不列颠岛相似，岛上生长的土豆植株高大，可达1米多高，地下块茎小，呈椭圆形，与英国本土栽培的土豆十分相似。这种土豆经水煮后，变得淡而无味。

达尔文采集了智利奇洛埃岛的土豆标本，并将它带回了英国。他推断，岛上的土豆都是野生的，是当地居民驯化培育了这些野生种，从而演变成世界各地广泛栽培的作物土豆。

走出南美，进入欧洲

如今，人们再次审视起达尔文采自智利的那份土豆标本，希望用基因的密码拔开土豆历史的迷雾。为了追溯现代栽培土豆品种的祖先，科研人员从88个样本中提取了DNA。

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土豆起源于安第斯土豆和智利土豆，它们都为今天的栽培土豆做出了贡献。

智利土豆 | Avodrocc/ Wikimedia Commons

大多数学者认为，安第斯土豆更为古老。8000年以前，生活在安第斯山地高原的印地安人就已经开始培育土豆。此后，土豆分别向北、向南传播。在今天秘鲁的安第斯山地高原和智利中南部低地，当地人逐渐培育出了数千种不同的土豆品种，让这两个地区成了现代土豆品种的两个重要起源地。

数千年以来，土豆的栽培范围一直局限在南美，是南美印地安人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粮，但它却并不为世人了解。一个流行的传说是哥伦布把土豆带回了欧洲，然而，哥伦布从未涉足南美地区。没有迹象表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有过和土豆相遇的经历——否则，这位十分关注栽培农作物的探险家至少会为土豆留下只言片语。

安第斯本土的一种土豆 | Kiwa Natural Life/ Wikimedia Commons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深入南美，欧洲人开始关注安第斯土豆。根据西班牙探险者的记载，土豆对印加人影响极大，支撑着整个印加王国的运转。在印加人眼中，这种高产的农作物有着自己的灵魂，每一种土豆都有独特的名字，它们被印加人尊为“丰收之神”。如果遇到土豆欠收的年份，当地就必须举行一次盛大又血腥的祭祀，向“丰收之神”献上祭品，不仅有牲畜，还有童男童女。只有这样，才能让“丰收之神”平息愤怒，保佑来年丰收，这样的血腥祭典，在印加王国一带传承了上千年。

西班牙殖民者的眼中只有黄金，他们对当地的农作物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对血腥的征服过程中，西班牙人杀死了印加国王，摧毁了印加王国，顺便把土豆当做一种异域特产，捎带回了欧洲。

土豆的英文名其实也大有来头。印第安泰诺人称红薯为“batata”；在南美克丘亚语中，土豆被称为“papa”。这个词成为西班牙语的“patata”，后来成了英语中的“potato”。今天英语的土豆，其实最早指的是红薯，为了避免混淆，后来人们专用“sweet potato”来指红薯，而“potato”才成为了土豆的专称。

红薯称为“sweet potato” | Louisiana Sea Grant College Program / Wikimedia Commons

后来，安第斯土豆和智利土豆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经不同渠道相继登陆欧洲。1596年，瑞士植物学家加斯帕尔·博安（Gaspard Bauhin）将这种来自南美洲的茄科植物正式命名为Solanum tuberosum，种加词“tuberosum”的意思是地下块茎，这也是人们首次对土豆进行科学描述。

魔鬼的苹果，穷人的主粮

和大受欢迎的另一种美洲作物红薯不同，在土豆进入欧洲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只是欧洲贵族花园里的观赏花卉，而它营养丰富的地下块茎被当作饲料，供牲畜食用。

土豆花 | Danny S./ Wikimedia Commons

土豆隐藏于地底，人们觉得它像曼德拉草一般邪恶和神秘，甚至认为吃了土豆会染上麻风病。因为担心土豆有毒，人们还称它为“魔鬼的苹果”。

在当时欧洲人眼中，土豆是用来诱发情欲的春药（这是什么奇怪的谣言！），并不是用来吃的。在莎翁创作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时，他让好色、贪财、爱吹牛的破落贵族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在野猪头酒店高喊：“叫天空下起土豆雨！”

来到欧洲的土豆忍受着人们的种种误解，极为低调地开枝散叶。

18世纪，爱尔兰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绝大多数耕地都被英国大地主和贵族控制。在仅剩的田地和荒野中，爱尔兰农夫们发现，土豆这种其貌不扬的植物，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爱尔兰人很快接受了土豆，并率先在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植，土豆也被誉为“穷人的主粮”。

后来的研究表明，智利土豆更能适应爱尔兰长日照的气候，长得更好，产量也更高。在达尔文发现智利的奇洛埃岛上自由生长的土豆时，数百万爱尔兰人几乎完全以智利土豆为食。

1885年梵高画下了吃土豆的人们 | Wikimedia Commons

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栽培土豆作为粮食，烹饪土豆的方法也逐渐增多。在众多土豆爱好者的大力推动下，土豆最终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

大规模种植土豆，让欧洲的食物短缺时代终于结束。土豆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土豆、红薯等美洲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和栽培，也支撑起了大清“康乾盛世”时的人口激增。

晚疫病肆虐，大饥荒惨剧

19世纪40年代，当人类似乎看到了告别饥荒的希望时，由致病疫霉引发的马铃薯晚疫病在欧洲爆发。

得了晚疫病的土豆 | Howard F. Schwartz/ Wikimedia Commons

为了在极有限的土地上追求高产，爱尔兰人长期栽培单一的智利土豆品种。由于极度缺乏遗传多样性，土豆受到了疫病毁灭性的打击。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近两百万人被迫向美国和澳洲移民。

爱尔兰大饥荒是欧洲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惨剧。此时，在英国家中研究和写作的达尔文对爱尔兰人的不幸也抱以极大同情。此后四十年，他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马铃薯晚疫病，研究无性繁殖与有性繁殖对物种适应性的影响，还出资资助了爱尔兰的一项土豆育种计划。

为纪念爱尔兰大饥荒中的苦难人民，爱尔兰都柏林为他们设立了雕像 | Ron Cogswell / Wikimedia Commons

马铃薯晚疫病也极大地推动了植物免疫学的发展。人们研究发现，在南美安第斯山的土豆产地，当地印第安人们会在同一个地区交替种植不同的土豆品种，就算有病虫害发生，也不至于让作物绝收。

马铃薯晚疫病的爆发，让人类第一次认识到，作物安全对整个人类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晚疫病肆虐多年后，人们从南美再次引入遗传多样性更高的安第斯土豆品种，将它们和本地的智利土豆品种杂交，终于再次成功培育出适应能力更强、更抗病的新品种，土豆的产量也得以恢复。

土豆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从安第斯山地到智利奇洛埃岛，感恩培育出数千个土豆品种的南美印第安人，他们在历史长河里寂寂无名，曾经创造出的灿烂文明亦被摧毁，但经他们手中培育出的这些流传至今的种质资源，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安然享受土豆的滋味。

来点烤土豆吗 | Johan Jönsson (Julle)/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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