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girl的消亡与归来：女性凝视是为了卷出高质量男色吗？

2021年，留下了许多新兴的话题与待解的悬念，女性凝视就是其中之一。

某博主试图通过“人类高质量男性求偶视频”获得粉丝付费，女性观众们则因为古偶男主角们颜值整体过于拉胯，喊出了“内娱药丸”。

观看男性、消费男色，是一种典型的“女性凝视（FemaleGaze）”，即女性作为观看的主体，表达自己的欲望，发出自己凝视的目光。

然而2021年的男色质量，属实让不少女性大大意外了。

长期以来，女性作为被看的对象，会以男性凝视下的标准审美来规训自己，从昔日的三寸金莲，西方一样丰乳肥臀的葫芦型身材，再到维密超模的纤瘦、流行的网红脸，莫不如是。

然而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提升，女性观众们不断对着花样美男斯哈斯哈，要求影视行业“照着这个标准卷”，但大量影视IP、剧集、综艺却并未遵循女性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让“丑男”荼毒着观众的眼睛。

女性凝视，为什么没能卷出高质量男色？男性成为被看的对象，是否就等同于社会进步？男色消费，到底是在消费什么？

这些问题，是新时代留给我们的新命题，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到迷茫、不解、诧异，但回望历史，会发现事物的发展自有其规律。

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现过“男性凝视”的性转版——对标《花花公子》的Playgirl。

Playboy和Playgirl，两本杂志，代表了两种凝视的极致，它们的出现、消亡与发展，或许会给女性视角究竟应该看向什么，带来一些启发。

Playboy无法复制的成功

说《花花公子》是男性凝视的极致代表，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

作为第一本公开发行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一直以女性裸体和性吸引力作为卖点，其创刊号就刊登了玛丽莲·梦露的裸照。

需要说明的是，裸体不一定意味着视觉权力，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裸体曾代表着冒险、自由、解救。既不是色情的，也不是商品化的，而是艺术和人类交流的一部分。

而《花花公子》则不同。

一方面，它通过展现女性身体来直接地满足男性的幻想，吸引男性用户的注意力，并且尺度不断放大。创始人休·海夫纳曾在第一期《花花公子》杂志里直言：“如果你是男士，年龄介于18岁至80岁之间，那么《花花公子》就是专门为您量身打造的杂志。”

（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俱乐部）

与此同时，《花花公子》借助影响力，对当代女性身体形成了事实上的规训。其网站上显示，每月玩伴女郎的平均三围是35-23-35，《花花公子》每年高达数百万的发行量也将这一“标准审美”带来的世界各地，助长了丰胸等整容手术。

而上世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女性消费能力的日渐增长，“女性凝视”也被大众所关注，商人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商机。

为此，《花花公子》创始人海夫纳甚至自称是“女性主义者”，来尝试缓解“物化女性”的舆论压力。当然，这一话术遭到了吐槽，有嘉宾曾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驳斥他：“等有一天，你愿意在自己屁股上装棉球尾巴（指兔女郎经典形象）来录节目的时候，再来说这些话。”

此外，一本面向女性、对标《花花公子》（Playboy）的软色情杂志出现了，它就是《Palygirl》。

1971年夏天，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夜总会的老板——道格拉斯·兰伯特看到了以裸体男性为封面的杂志商机，和朋友一起投资了2万美元，启动了这一项目。

两年后，Playgirl的第一期登上了报摊，风格与《花花公子》很类似：一个裸体男人盘腿坐着，他的性特征被巧妙地遮盖。这本杂志问世即售罄，四天内销售了60万册，完成了一次观看需求的释放。

SexyBook系列编辑DianHanson曾提及，第一批真正购买和享受Playgirl的人是整骨医院的清洁女工，这些中年工人女性，每个月都会拿到一本，然后在休息时咯咯地笑着看它。

1977年，拉·里特（IraRitter）从兰伯特手中买下了Playgirl，不再只发布男性裸体，而是选择了穿衣服的名人做封面，这进一步扩大了阅读群体。在七十年代末的巅峰时期，每期都能售出约150万份。

看起来，这似乎是女性凝视的大胜利。就像男性审视女人的身体一样，女性也可以审视男人的身体，开始“物化男性”了。

Playgirl吸引了许多男明星、男模特愿意为其拍摄大尺度照片，如同《花花公子》曾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过，一位名叫里德·哈钦斯（ReidHutchins）的男模特，希望拍摄裸照，像帕梅拉·安德森和麦当娜一样。“作为一名现代舞者，我负担不起所有的账单。如果脱掉衣服能让我有足够的钱，那么我会的。”甚至还有军人因为给Playgirl拍摄而遭到处分。

但Playgirl并没能复制Playboy的成功，在2008年停刊。而在此之前，它就已经淡出了女性读者的视野。

重新理解女性凝视：Playgirl的归来

Playgirl的失败，或者说消费男性裸体的阅读，之所以无以为继，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花花公子》能够吸引大量品牌广告、建立俱乐部、通过授权店售卖服饰衍生品。而上世纪的女性消费还不足以与之比肩，Playgirl的巅峰时期只有150万册，只有Playboy巅峰时期销量的六分之一。时尚编辑朱迪思·麦迪逊就提到，雅诗兰黛对在一本有裸体男人的杂志上做广告不感兴趣。

其次，Playgirl简单地将“女性凝视”与男色消费等同，而不是真正去挖掘女性视角下的故事。甚至因为男性暴露照片太多，被吐槽这是给男同性恋看的杂志，而并不是给直女看的。比如Playgirl男性模特会摆出《花花公子》中类似的姿势，像女人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没有背景故事，断章取义地看一张裸体男人的照片并不“hot”。

而一本无法很好阐述女性视角的杂志，自然也不可能像《花花公子》一样带动群体观念、文化审美的转变，Playgirl付给了男模特、男明星大量的酬劳，据杂志编辑米歇尔·齐普说Playgirl曾为这些男人提供了“比他们在股票期权上赚的钱还多”的钱，而他们只是一家企业的男职工而已，外形并不十分出色。

（一家企业的男员工在等待Playgirl拍摄）

男色消费成了男性变现的渠道，少数先天条件优异的男性获得了收益，而女性群体的境遇并没有因消费杂志而得到改变。

显然，Playgirl的停摆说明，男色消费不等于女性话语权的提升，也不代表一定能卷出高质量男性。那些或英俊潇洒、或温柔多情的男性形象，在现实中仍然罕见。

2020年，Playgirl卷土重来，最新一期和1973年的原始版本不同，封面上不再有男人，而是一个怀孕的女性。按照总编辑帕罗特的说法，回归的Playgirl“想要一种更诚实的女性凝视”，不那么性感，更人性化、更自然的方式来看待女性的身体。

裸体男人的照片仍然有，但也包含了不少文章，通过女性视角探讨性别、政治、文化、艺术、人际关系等，有探讨父权制的，有的介绍女性活动家，以及分享育儿以及女性如何遇见真实的自我等经验。

Playgirl的归来与转型，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女性凝视到底应该望向何处，看些什么？

当女性凝视，她们看向什么？

明来处，方能知去处。从历史来看，为什么同为软色情内容消费，Playboy和Playgirl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如此差距之大？

首先，女性消费力仍旧不足。

Playboy的流行，源于一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中产阶级快速扩大、男性掌握大部分财产的时代，与其说是色情杂志，不如说是西方中产白人男性的生活指南。

《花花公子》曾发布过一份读者调研报告，多数读者年龄层集中在20岁-34岁，70%多受过高等教育，88%有自己的汽车，大多喜欢摄影、阅读、音乐等在中产阶级之间流行的爱好，这使得《花花公子》能够快速扩大商业利润。

反观当下面向女性群体的男色消费，更多地遵循“口红效应”，集中在护肤彩妆、日化快消品、影视剧动漫手游等低成本、获取便捷的消费品上。通过短平快的人设、icon打造，吸引“妈妈粉”“女友粉”“姐姐妹妹粉”买单快速变现，是男色经济中最符合商业资本利益的做法。

反观大宗消费品，如电脑、汽车、房产等领域，往往会选择具有国民影响力、美誉度、业务能力广受认可的代言人。这一领域目前依然存在女性消费力相对较弱、消费决策排序靠后的局面，比如中国某女性脱口秀演员就曾在汽车、白酒、电脑等广告中受到质疑，被认为品牌方是在讨好非核心消费群体。

（《花花公子》中的公寓设计图）

其次，女性创作者占比较低。

对于商业资本来说，不买不卖的人约等于nobody，换句话说，只有消费者才对企业有价值，那么不消费的女性的话语就不重要吗？如何让她们的声音被听见呢？答案只能是参与生产、努力创造。

《花花公子》之所以能获得全球影响力，更因为其通过男性作家、男性专访建立格调，成为男性艺术家的聚集地，不断输出男性作品，对政治、商业、文化等公共话题的深度介入。海明威、约翰·列侬、安迪·沃霍尔、村上春树、博尔赫斯等都曾为《花花公子》写过专栏文章；约翰·列侬、比尔·盖茨、特朗普等男性名人都曾在专访中发表观点。

（安迪·沃霍尔与《花花公子》合作作品）

但无论是曾经的Playgirl还是当前的内容市场，女性参与生产的占比整体还比较低。

就拿“古偶丑男遍地“的影视行业来说，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平衡的电影男女性别比例，女导演占比16.7%，高于世界行业的平均值7%。即便如此，也与男导演数量差距甚远。而相比买买买，女性凝视只有更多地转化为具备女性视角、符合女性审美的作品，才能收获更大的话语权和价值认同。

消费不足以定义影响力，创造才能。

第三，尚未开拓出全新的话语体系。

2020年3月，Playboy总部宣布不再发行纸质印刷书籍，这本杂志告别了印刷出版的年代。与此同时，Playgirl重新启动，再次推出印刷版刊物，展现出了女性视角、女性力量在当下的潜力。

但Playgirl昔日的落寞和退场也提醒我们，女性凝视绝不意味着男性凝视的“性转版”，就像“女尊男卑”并不比“男尊女卑”更优越一样。

日本的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戴锦华等人都曾提出，女性应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逻辑和价值主张，而不是用男性的生命逻辑来定义自己、复制男性的话语体系。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凝视不应该停留在“物化男性”的男色消费上，而应该看向女性自身，追寻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与困境；看向弱者和少数群体，那些“男性本位”体系中被忽略的“他者”。

到那一天，或许我们不会再谈论“卷”出高质量男色，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做自己的社会里，看与被看的权力体系将被解构，“卷”这个词本身可能就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