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凭什么要保护珍稀物种？-

2020年4月，一只企鹅在南非开普敦某餐厅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晃悠。这家餐厅位于开普敦著名的巨石海滩，当时由于疫情的爆发暂停营业。© Rodger Bosch

利维坦按：

2021年4月，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The Year Earth Changed）正式发行。在这部刚出炉的片子里，威尔士的山羊结队走上没有人的人行道，奈良的小鹿啃起马路边的草，阿拉斯加的座头鲸也终于在恢复安静的海域重新跃出水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因疫情而起的全球大封闭期间，动物们因人类的闭门不出而涌现出新的活动模式。这不由让重新思考我们与我们所处星球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太多理由放任珍稀物种自生自灭了。

在平均75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的生物大灭绝中，每次都只有5%的物种能存活下来。这使得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多达500亿种生命，98%都早已腐朽为石油、化石或是一缕青烟。

长远来看，任何一种我们今天卯足了劲去保护的珍稀生物，也总有一天会消亡在时间里。不可避免的死亡一视同仁，是属于所有生命的礼赞。

个别物种的灭绝、一个门类的消亡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都是生物史上最为常见的事情——或者说，最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而拯救只是延缓灭绝。

其次，物种灭绝又是强大的进化推动力。自然选择通过这一机制淘汰掉那些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让更为顽强的生物们茁壮成长。从古至今，末位淘汰是从未改变的自然法则。

有学者预测由于板块运动的存在，5000万年后欧洲将与非洲发生碰撞直至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陆，而这一改变将不可逆转地摧毁大量物种。但另一方面，新的物种也会相继诞生。而只有淘汰掉那些本就不适宜继续生存、走入进化死胡同的物种，才能腾出资源让更多潜在的新物种粉墨登场。

一只生活于四亿三千万年前的三叶虫所形成的化石，被认为有着所有生命里的第一双眼睛。© vistaalmar

再者，物种保护是项耗时耗力且极度烧钱的大工程。根据计算，拯救濒危物种的成本虽然可以低至白河棘鳍鱼的14.5万美元，但也可以高达红、绿海龟的1.538亿美元（这里指的是涵盖这两种海龟的一个恢复计划）。

而根据2012年的一项研究，全球光是花在保护陆地濒危动物上的开支，一年就高达761亿美元（其中包括遏制狩猎、建立保护区等支出），世界各地对鸟类保护的投入也超过650亿美元。花在海洋生物保护上的开销则可能更高。

（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38/6109/946）

联合国IPBES组织（全称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在2019年曾做过估算：未来几十年里，这颗行星上将有近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机，而挽救这些物种于水生火热的费用将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把这些资源向解决水源和饥荒问题倾斜，又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ipbes.net/global-assessment）

与保护物种的庞大开支相关联，我们却连每年会有多少物种灭绝都弄不清楚。生物学家们甚至连这颗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种都莫衷一是——哪怕是在已经能估算出银河系中恒星数量的今天。

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文献中正式记录的地球生物大约有150万种（其中大多数都是昆虫）。而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应该有多达20亿个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2016年的另一项研究则通过数据模型给出了一个更夸张的估值——1000亿到10000亿。

（phys.org/news/2017-08-biodiversity-earth.html）

（www.livescience.com/54660-1-trillion-species-on-earth.html）

这意味着大量生物即便是灭绝了，我们人类也一无所知，因为在人类的知识框架里它们本就不曾存在过。

只有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一个物种的最后一根独苗才会在动物园或其他类似机构里死去——换句话说，在人类的视野范围里死去，比如最后一只旅鸽玛莎和巴拿马金蛙。

巴拿马金蛙。© Brian Gratwicke

对于一个物种是否在严格意义上真的已经灭绝了，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得而知的。即便是死在公众视野中的独苗，我们也很难确定它是否是真正的独苗。

因此，在宣布某种物种是否已经灭绝的时候，科学家总是十分谨慎——如果过早地宣布，那么一切拯救的努力将会停止，反倒导致了该物种实际的灭绝，这被形象地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Forbidden fruit effect）。

只可惜再谨慎的态度也无法阻止珍稀物种一个个地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接替消亡，没有报道，也没有见证者。我们很难说一棵在无人森林里倒下的树会不会发出声音，但可以确定它们终将归于死寂。

我们已知的物种数量已经是生物总量的少数，而濒危物种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难免会让人怀疑如此大体量的保护工作投入，是否能换来足够意义的回报。

1985年首次提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一词的哈佛昆虫学家E.O. 威尔逊（E.O. Wilson）将物种的灭绝形容为一场“巨大而隐蔽”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旁观者，人类难免会对这些濒临或已然灭绝的物种心生怜悯，尤其是面对那些因人类因素而灭绝的个例。

最后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摄于2015年。© Make/Stuart Price

但即便是这样，遵循道义恐怕也难以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绝对理由——毕竟那些天天喊着“众生皆有生存权利”的人们，大概也不会盼着天花病毒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每年花费上千亿美元来尝试拯救那些迟早会灭绝的物种，同时抚慰自己的怜悯之心（或是从其他物种中获利、最终却导致其灭绝的愧疚感）？

如果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我们又是出于何种考量来拯救那些危在旦夕的物种？

所幸，保护濒危物种的理由比放任其自生自灭更具有说服力——哪怕我们将“满足怜悯心”这样的说辞排除在外。

* * *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生态首先是一家天然的大药房。我们人类使用最为频繁的150种处方药里，超过半数的有效成分起初都源自植物或其他天然品，比如最为常见的阿莫西林，源头便是青霉菌中的青霉素。

抗癌大药紫杉醇有着极为复杂的化学机构（有研究人员曾坦言这很难通过人工设计产生），但在其独特的效用被发现之前，蕴含紫杉醇的短叶红豆杉却一直被砍去削成木材。

如果这些生物在它们独特的化学成分被发现之前就消失殆尽，其秘密也会随之消失。

紫杉醇是一种抗癌药物成分，来源于短叶红豆杉的树皮。© Walter Siegmund/wiki

抗生素、抗癌药物、止痛药、抗凝剂……大自然提供了许许多多我们赖以生存的药物。每一种生物都意味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经过亿万年演化的遗传物质宝库，而我们出于医疗目的研究过的植物，却只占已知植物总量的大约5%。可想而知如果对那些待发掘的物种继续研究，会给人类医疗带来多大的收获。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食品领域。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对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其文化中增添一种有用的植物，特别是面包谷物。

而据估计，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大约有8万种，其中不到20种却喂饱了全世界90%的人，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天然粮仓”里。

无可争议的药用与食用价值摆在眼前，这些“对人类有用”的物种自然也会受到人类的关注和保护。

但是熊猫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入药，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们？只是因为它们会卖萌吗？

从某种角度来说，还真是这样。

2018年，科学家们首次对大熊猫作为中国濒危保护旗舰物种的保护价值做了定量评估——每年在大熊猫身上花2.55亿美元，可以换来25亿美元的丰厚回报。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0982218306821）

这其中既包括因对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保护而产生的土壤跟水文资源升值，也包括旅游、美学、品牌、教育等文化价值的提升。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2010年间，居住在四川、陕西和甘肃这些大熊猫保护区附近的农民年收入增长率，比各自省份的平均值要高出8%。

对大熊猫进行保护，既意味着同时保护了大熊猫这一物种所伞护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所生活的土地，又意味着十分可观的旅游、商品等文化周边收入，而这份收入又可以继续回馈于保护工作上。

圆滚滚们带来的是硬邦邦的经济利益，人类与其他物种未必不可双赢。

早在1997年，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曾联合13位科学家对全球生态保护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该年全球生态保护工作所带来的回报已有3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总量的近两倍。

而对于20年后的2017年，科斯坦扎的计算结果涨到了125亿美元。

相比之下，让物种自生自灭才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根据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如果不加以控制，物种的持续减少将在2050年之前使全球经济产出缩水18% 。保护生态不再意味着遏制经济发展，相反还能创收。

（www.bbc.com/news/business-11606228）

所以即便是从功利角度来看，我们也应当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因为它们能为人类所用。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能消灭那些“有害物种”？比如苍蝇、蚊子、蟑螂……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让他们自生自灭？

而现实情况是，即便是“有害物种”的灭绝，也可能反过来戕害人类自身。

举个例子，西非的牧民对狮子深恶痛绝，因为狮子不仅会以牧民们所眷养的牲畜为食，有时还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就导致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多了一项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抓狮子。

但另一方面，狮子又是狒狒的重要捕食者，能自然且有效地控制当地狒狒的数量。一旦狮子被清扫得太干净，狒狒们就会因为捕食威胁的降低而数量激增，最终带着肠道里的大量寄生虫入侵人类村庄以抢夺水和食物，给当地牧民带来各种寄生虫感染。

是狮子可怕，还是寄生虫可怕，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一边倒的答案。建立一个人类-狮子安全共存的生态环境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寄生虫赶尽杀绝？显然也不是这样的。一旦寄生虫式微，狒狒的数量也会难以避免地快速增加，这样一来狮子的数量也会随着食物的获取难度下降而暴涨，从而对人类造成额外的负担。

这是一道简单的“水池同时进水和放水”问题，只是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把水池放空或灌满，而是让它一直有水且不会溢出。对于共享同一颗星球的数百万物种而言，任何一个物种都早已进化出其特有的功能性作用，都是同一池子里的水。

诚然，生态一直处在动态稳定中，哪怕明天有半数物种灭绝，现有的生态系统也只是进入到另一种动态稳定的状态里——只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难以衡量——且前提是人类不属于那灭绝的半数。

从长远来看，每一个物种都必然对生态造成影响，而好的生态也必然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雨露均沾。

* * *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在亚利桑那州贫瘠的沙漠里圈了块面积1.27公顷的地（不到两个足球场大小），用以运行一个浪漫而激进的实验——生物圈2号（Biosphere 2）。实验旨在探究在一个有限的小型空间里，人类是否有能力依赖独立、封闭的生态系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生物圈2号由七个生物群落区域组成：人造海洋、湿地、沙漠、微型雨林……温控的水流通过独立的管道系统循环流动，覆盖大部分设施的面板吸收太阳能，天然气能源中心能集中生产电力。

一旦实验成功，人类就有了在星际环境搭建独立生态系统的技术支持与强大信心。月球、火星、乃至漂无所依的空间站，都可以被改造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场所。由此，人类将摆脱对“生物圈1号”——地球的依赖，向着星辰大海前行。

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卡尔 · 霍奇斯（Carl Hodges）评价它会成为“史上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美国广播公司则暗示它可能“拯救世界”。1991年9月26日上午，8名实验人员向着媒体的镜头挥手作别后，走进了生物圈2号并关上了气阀。

在最初的计划里，他们打算在里面一直待到两年后的9月26日。只可惜大多数丰满的理想最后都只换来骨感现实。

仅仅是在头几个月，连续的阴天就大大阻遏了农作物的生长，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打开应急用的粮仓获取食物；随后又因土壤中噬氧菌的大量繁衍，圈内的氧气浓度一度降至14.5%，稀薄程度相当于海拔4080米的高原；而排水上的设计缺陷使得沙漠变得潮湿，蚂蚁与蟑螂大量繁殖；蜂鸟和蜜蜂相继死亡，农作物无法得到授粉……

由于生物圈2号较小的体积，它所能承载的意外与环境变数也极为有限，生态的波动性变化发生得比外界更快也更剧烈。6个月后，实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在对系统做了广泛的研究和优化后，实验人员的第二次尝试于1994年3月6日重新开始——然而不到一个月，项目就因为管理团队内部的争执而进入破产管理程序。生物圈2号最终败给了人性。这个在立项之初被推崇为“美国自登月以来所进行的最令人兴奋的科学项目”，最终也落得了“伪科学式的新时代妄言妄语”这般评价。

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人类都更为强大。深入海底，飞向太空，克隆生命，电波互联……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正走在成为“神”的道路上。

但极为不相称的是，我们的躯体却鲜有变化。现代文明的高程度发展并非是因为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而是世代人类智力产出所堆砌而成的结果。

我们的脑容量和茹毛饮血的祖先们没什么差别，也和他们一样不得不摄入水和食物，不得不呼吸空气，不得不重复生老病死，不得不在1号生物圈里与其他所有物种相伴相依。

药用、食用、发展旅游和文化……我们可以出于任何实际效益目的考量来维持生态的平衡，但永远无法忽视、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人类无时无刻不依赖于这个星球上的生态。

生物圈2号的失败再次验证了这个现实：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模拟出一个类似地球的生态环境，也无法脱离于现有的生态系统而生存——或许我们该思考的不是怎样才能脱离现有生态，而是如何在与我们所处的生态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取用于蓝色星球。

文/Tesoro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esoro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