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王康墡：中美合力探查长江口——我国改革开放后首个大型海洋科学国际合作项目

王康墡，1942年出生，第二海洋研究所原所长。2006年退休。

图片为王康墡在翻阅资料

（图片来源：中国海洋报）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曾携手在长江口及毗邻海域开展了沉积动力学联合调查研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个大型海洋科学国际合作项目，掀开了我国海洋科学重要领域与国外合作交流的崭新一页。第二海洋研究所原所长王康墡当时是海洋二所海岸带研究室研究人员，他亲历了这一大型海洋科学国际合作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神州大地，我国海洋领域对外合作的大门随之徐徐打开。1979年5月，中美签署了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主要包括海洋科学资料交换、海洋沉积作用过程联合调查研究、海气相互作用研究、渔业资源种类生物学、海洋遥感技术、海洋计量和标准、海洋环境质量研究和监测、海洋渔业管理和开发等。其中，海洋沉积作用过程联合调查研究被确定为议定书执行的第一个项目，地点就选在了长江口。

之所以选择长江口，据王康墡介绍，河口地区一直是海洋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长江口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这里水体流量大、输出泥沙多，形成了著名的长江三角洲沉积带。加之长江口交通运输繁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之一。因此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我国经济面临大发展机遇，长江口航道整治必须扩大规模、加速进行。我国海洋管理部门、交通部门认为有必要在长江口开展海洋调查研究，以服务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

此外，早在1973年中日海底电缆路由调查期间，我国海洋科研人员就在长江口开展过调查活动，获取了相关地质资料，加之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所、南京水科院在长江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水文泥沙和沉积地貌资料，这都为中美长江口调查打下了重要基础。

1980年3月，海洋二所金庆明、苏纪兰、余国辉作为原国家海洋局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商谈海洋与渔业合作协定及长江口沉积作用过程联合调查研究事项。当年6月，中美长江口及毗邻海域沉积动力学联合调查研究正式开展。

据王康墡回忆，中美长江口调查历时3年，共组织了4个航次调查：初步航次（1980年6月至7月）、丰水期航次（1981年7月至8月）、枯水期航次（1981年11月）、地球物理航次（1981年9月）。调查任务包括长江口入海物质运输、扩散和沉积过程，海底冲刷和沉积作用方式与强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沉积作用关系等。

中美长江口调查以海洋二所作为中方技术负责单位，金庆明副所长任中方首席科学家，原国家海洋局局属单位及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交通部等18家单位共227人参加，船只有“向阳红09”船、“曙光6”号船和“奋斗”号船。美方则以伍兹霍尔研究所为主，共有9个单位54人次参加，调查船舶为“海洋学家”号。

王康墡当时登上了号称“不倒翁”的“曙光6”号船，参与了长江口水文泥沙调查。他说，长江口涌浪较大、水流湍急，给测绘带来了困难，当时甚至用上了上海航道局的超重型、可安置海流计的扁平状铅鱼。

据王康墡回忆，长江口调查最难的是确定咸淡水交界面和最大浊度带的平均位置及空间、时间变化范围。这是因为长江口水域有着4个出海口，每一个出海口的水沙量分布和潮势变化都不一样，况且长江口入海区流量季节、年际变化较大。因此，科研人员在断面布置、站位设置等方面颇费了心思。

历时3年，中美双方科研人员最终完成了长江口调查研究任务。此后，中美双方又陆续开展了 “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研究”（1985年至1989年）、“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耦合响应合作试验”（1992年至1993年）等联合调查。

1983年4月12日至16日，根据中美长江口联合调查的成果，中美在杭州联合举办了东海及其陆架沉积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海洋界盛会，参加会议的中方科学家有150位，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挪威等国家的科学家42位，共提交了100多篇论文。

王康墡说，中美长江口联合调查获得了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陆架沉积动力学和底层海洋学方面大量的、多学科的宝贵资料，加深了科学界对长江口动力、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沉积物关系的认识，为国际和国内的海洋沉积动力学和底层海洋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对于我国海洋调查来说，通过与美方开展合作，也推动了海洋调查仪器设备的更新发展。

“后来，海洋二所研制的厢式取样器、微孔滤膜，海洋三所研制的正压取样管，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研制的潜标测流系统，以及中科院青岛所研制的X光射线仪等，都是从中美长江口调查获益而来。”王康墡说，“此外，通过该项目，科研人员也掌握了一批新的资料分析方法和技术，如海底沉积物动力系统资料的分析方法、悬浮体泥沙的一整套分析技术等，为今后的海洋调查创造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