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恒：双碳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

“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研讨会暨《后增长》新书发布会于2月27日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大学堂4号厅成功举办，该活动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主办，罗马俱乐部中国委员会、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支持。会议围绕《后增长》一书中提出的“后增长”理念，探讨了后疫情时期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畅想了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罗马俱乐部执委、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程一恒表示：

主办方今天邀请我参加今天下午的研讨会，即“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研讨会。非常高兴来此次研讨会，今天的主要议题以及这本书《后增长》，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相当多的重叠。

1962年《寂静的春天》发布之后, 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成立。我是1974年在时代杂志上看到《增长的极限》的报道，当时就有想成为罗马俱乐部会员的冲动，一直到2013年，也就是40年之后我才成为罗马俱乐部的会员。我在德国的多国型企业工作多年，做的基本上都是跟资源有关的产品销售工作。每年的都要做预算，对公司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但是， 内心深处， 对这种毫无尽头的增长，不免产生怀疑。机缘让我翻译了以下几本书：

第一本是《资源就是生产力》，这虽然不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但是与之相当有关联的德国乌波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研究；接着是《五倍极》和随后的《蓝色经济》。最近的一份报告是50周年庆的《翻转极限》。

让我们回顾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用的世界模型是1.0，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所谓的动态模拟。图上用了5个因素：自然资源、人口、人均粮食、人均污染，还有人均工业产品。自从有了这份报告以后，很多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跟世界的资源以及如何突破极限有关。2012年也就是40年之后，新书《2052年》，用的世界模型已经到3.0，但是和这个图形的基本走势没有太大的变化。

相对来说，在40年-5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人类今天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然资源会慢慢降低，人口会到一个峰值，人均粮食污染，以及人均的工业产品都会到达一个峰值。我们有了这些模型、有了这些计算、有了这些资料、有了这些结果，但是，人类居然还是向着这种预测的结果奔去，以至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灾难都会陆续产生。因为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情况的变化，由于科技的进步让有些受到限制的资源被替代了，或者可供开采的量增大了。另外，比如说二氧化碳当年就没有预测到会产生气候灾难这样的结果，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温室效应，以致大范围的气候变化，这不在世界模型1.0里。但是气候灾难，不只一个，而是十个灾难都达到了濒临点，也就是说一个一个会接着都来。

所以，在疫情后，要考虑的不是疫情本身产生问题，疫情也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人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反因为果和反果为因的状态。

疫情过后，到处都希望快速的恢复到过去的常态。如果我们知道有十个灾难正在一步一步的接近，而我们还试图做回以前的样子，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让我们再想想增长极限的五个因素，或许，有更高明的算法，或者更精致的数学模型，但是，我们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像50年前一样，继续朝着预测的方向走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对待增长的因素，或者我们的未来？

看看这五个因素，也许我们要预测的不是未来可能的發展，而是想一想我们期待的未来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人口：人口持续合理的增长，并且健康和幸福的活着，这显然是我们所期待的；资源：以功能和服务作为主体的合理化使用资源，符合生态的可循环的开采和处理残余的物質；粮食生产：符合生态的充分运用科技的可再生农业的生产；而工业生产呢？生态容量与许可的情况下，充分的回收、回用再资源化的生产和使用产品以及废料，运用并推进科技的发展；污染：二氧化碳浓度回复到生态平衡允许、地球升温可控的范围内，而且不再释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同时我们需要慎用新科技。根据这些期待的状态，來考虑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哲学思想是不是要需要重新架構？

譬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平等、自由、信仰和治理。大家会认为这是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平等、西方的自由。在东方或者中国民主平等自由也是存在，但是因为价值观的的基础而有所不同。其实差别不大，为什么？先撇开东西方对民主定义的差别，看看根源上，是不是有一些根本的因素是我们需要追究的，比如民主，可以分成民粹和多元性，自由，分成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这几个隐因也是目前讨论的比较多，而且现实环境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例子，东西方都有。

我们甚至于可以把民主跟自由里面的民粹和多元性再做更细的分类，比如在民主上，除了多元性，可以再扩大一点，科际整合，开放性，缩小一点，多党性、求同存异，或者自由的个人主义，扩大一下到自我实现、大爱， 缩小到英雄主义跟自我，等等。这样的细分类之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并不是在于对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词汇的定义，而是这五个不同的因素，就好像五行里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相互关系。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状态都要形成五个因素的动态平衡：中国有中国的动态平衡，美国有美国的动态平衡，欧洲也有欧洲的动态平衡。

继续这样的思考，那么，在未来不是只有追寻颠覆性的科技，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五个因素的动态平衡。就像《后增长》这本书一样，所有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着眼于除了颠覆性科技之外，还涵盖了经济、融资结构、学习和教育方面，甚至于政府的政策，如何扮演引导的角色，都有很大的作用。

单就科技部分来说，碳中和经济的科技是比较清楚的，包括了减碳、无碳、负碳。减碳，基本上就是提高资源生产力或资源效率；无碳，是改变原来的碳基，转换成其他的元素的基础，譬如说硅基、氢基，例如现在最热门的的氢能源社会，甚至于氮基，例如合成氨、空气包含五分之四的氮气。把基础转成不再用碳的时候就没有碳中和的问题。还有负碳，意即吸收碳。指的是自然碳汇的优化管理，和人造碳汇例如CCS、BECCS。在碳中和经济里，有一些政府要做的先决条件需要达成：清晰的能源路径图、每一年碳排减量配额制定、自然资本的有价化、以及生态资产负债表的标准化。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前虽然大家都叫了很久的，实行循环经济的必要的措施，那就是循环经济本身需要有公共设施完整化。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如果我们把塑料都改成了生物可降解的塑料，生物可降解需要有一定的设施跟时间，来完成它所谓的生物降解的过程，有时候三、四个礼拜，有时候一、两个月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碳中和技术上要做的事情，已经走到跟政策有关，跟社会配合度有关，甚至于我们这些新科技，包括产氢和二氧化碳的回收等等，都牵扯到社会的接受、内化、演进，甚至于碳汇管理的提升，现在的自然碳汇基本上是让森林自由生长，我们需要运用人和机器组合的智能方式加以管理。

因为有十个大灾难濒临到了发生的边缘，面对灾难、社会救灾系统要提升，社会的韧性也就是自组织力要提升。所以，未来在《后增长》阶段，或者直截了当的讲，就是现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常态上去，而是在新范式下的新常态下求发展。

我们当然不能只关注科技上，必须同时要关注社会，关注经济，关注融资，关注教育，甚至于政府政策的配合，符合整体性的需求，产生新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后疫情时代，人类新发展的模式是一个整合型动态平衡的新模式，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诸位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

整理/阿西叶 审/程一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