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不同的思考模式以及思考模式的差异性

在这种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时代中，掌握语言远远不够，还需要跳出本国文化的思维定势，了解其他国家背后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群都有不同的文化，这些不同源于文明模式的不同，不同的文明模式也使得人们的思考方式大相径庭。本文主要介绍两种，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以及这两种文明带来的不同的文化和思考方式。

一、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四大古文明（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是农耕文明。这里以中华文明为例展开。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并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这种农耕文明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要看看中国在世界板块上所处的位置。

中国地形图

中国北面是高寒冻土，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东边是广阔的太平洋，只有南面有小部分与别国陆地接壤的部分能让人们自由出入，所以中华民族所处的地域相对封闭，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无需出去，地形是中国形成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丰富的河流资源、东部广袤的平原地形、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满足了农业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中国老祖宗向往的生活就是“二亩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喜欢待在家里伺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活自得其乐，自给自足，无需向他人去求。中国人常说“所有的事都是地上的那点事”，这就是重农。中国古代统治者知道商业的利益远远高于农业，如果农民都去从事商业，那么国家的粮食供应就会出现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更是统治者对国家利益的强调。

总结下来，农耕文明导致了中华文明的三个特点：安土重迁、自给自足和重农抑商。

这种文明又带来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考方式。首先农耕文明严重依赖自然条件，若天公不作美，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于是中国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把“天时”放在首位；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重视天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君主巩固政权的工具，也是对自然的敬畏，才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的出现，君主也会因为自然灾害发出“罪己诏”。正是农耕文明使中国人相信人与天之间必定有冥冥之中的联系。而这种天人关系也逐渐引申到君臣、父子之间的联系，强调尊位与孝悌，直至今日。第二，农耕文明要求人们在乎彼此间的相互关系，遵从集体利益，强调群体意识，而并没有过多地强调个人主义。这种集体观念、大局意识根植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第三，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中华文明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古代中国的兴盛在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中走向了落后和衰弱，在西方枪支炮弹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本来，明代有过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释放郁闷的。例如，十五世纪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十六世纪晚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这样的事情，本来有可能改变中华文明的素质，进一步走向强健，但中华文明的传统力量太强硬了，它终于以农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场避过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过了欧洲文明。这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使明清两代陷于保守和落后的泥潭，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中国文脉》余秋雨

二、海洋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截然不同，它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混合体，我们依旧先从地理看起，欧洲漫长的海岸线和气候温凉的地中海造成了海洋文明，广袤的高纬度的草原则造就了游牧文明。

欧洲地形图

这里主要讲海洋文明。欧洲虽然也有平原，但海洋性气候和中高纬度的低温都为农业发展造成了重重障碍，因此仅靠农业的欧洲是难以生存与发展的，于是欧洲人开始进行贸易和交换，并且逐渐扩大了贸易范围。与中国临近的太平洋、印度洋不同，地中海相当于一个内海，航行过程中岛屿、陆地都是清晰可见的，不容易迷失方向，这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所以欧洲人为了商业、为了财富勇于出海冒险，形成了海洋文明。

这种海洋文明造就了西方文化的三个特点：个体层面追求勇猛彪悍，人格层面追求独立自由，社会层面追求契约意识。海洋文明强调个人的力量，注重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造就了工商文明的产生，工商就是远距离地调取生产资料、远距离进行销售，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需要一份契约来约束，而这份契约就逐渐转化成了法律。于是西方世界强调个人主义和法制意识，突出冒险主义和创新精神，与农耕文明孕育下的中国完全不同。

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文明和思考模式的差异，不过两种文明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这些差异一直延续至今，使不同文明间有着各自的思维方式和处世之道，是我们在对外交往交流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农耕文明作为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海洋文明则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形成的社会文化。不一样的文明，产生不一样的思考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古代尤其如此。以千里沃野为根基的农耕文明形态和被广袤海洋包围起来的海洋文明形态在思考模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农耕文明注重传承，海洋文明注重创新。

农耕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许多地方都能够体现农耕文化传承性。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上具有传承性。儒家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突出表现。甚至传宗接代这种观念，也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表现。此外，在文字、语言上，这种传承性也有充分体现。农耕文明国家的文字，相对于海洋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

“天大为天”，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统治劳动大众，也打着上天的旗号，把皇帝称为“天子”。“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百姓只能顺从，不可违背。因而中国古代的国民性就表现出温和、谦让。“温良恭俭让” 就是中国儒家思想所要努力推行的“仁人君子”的标准。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即使在后期看到制度的不合理，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统治到了无法维持的时候，也只是进行一些枝枝叶叶维护和改革，并不会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本身。制度、法制、社会习俗等又继承以前的老一套。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得到两千多年延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传承性。

与农耕文明的注重自身传承不同，海洋文明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发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人口流动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古希腊人在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束缚之少也是有名的，这一点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古希腊的这种开放精神后来也鼓励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利用这种精神去冲破中世纪教会的束缚。

（2）农耕文明注重集权，海洋文明注重多元。

农耕文明由于缺少变化，所以非常容易建立一种稳定恒常的秩序，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

海洋文明，则更多体现出它的多元性。容忍异质文化和多种文化共存竞争成为这种文明开放性的补充。各种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种文化都随时意识到竞争的存在，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都要设法不断发展，以发展求生存。多样性促进了竞争，而竞争又促进了发展。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就是容忍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其政治体现就是民主制。希腊文明的兴衰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3）农耕文明重权威尊神性，海洋文明重自我尊理性。

农耕文明因为靠天吃饭，所以在对抗大规模自然灾难的时候，对权威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注重；也因此，对制造各种灾难的自然，也有一种神灵崇拜。从古至今，农耕文明将人类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权威的力量和神灵的力量。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我们可以从《周易》的思想中窥见一斑，《周易》 讲究阴阳调和，认为自然与人文是一个整体，天道的自然和谐是人效仿的榜样。

而海洋文明则强调自我与理性。人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缚。古希腊人能够在各种文明聚集的地中海中崛起，很大程度是靠了这种精神。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海洋文明的词典里只有“竞争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原因在于：在海洋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相较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不讲究顺应自然，反而是与自然相对抗，相对更富有冒险拼搏精神。

总的来说，农耕文明的思考模式倾向顺应天命、追求和谐安稳，对外界封闭、依赖经验，尊重权威神性。而海洋文明则具有冒险精神，注重创新，追求多元，强调个人自由。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各有优缺点。农耕文明长于稳定，而海洋文明长于创新。近代以来，长于创新的海洋文明的确是占据了上风，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农耕文明。各种文明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在发展自身文明的同时，兼收其他文明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