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术的两大“法宝”：麻醉深肌松和积极拮抗

外科和麻醉科就像如影随形的工作伴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用“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合作共济”等词来形容麻醉与外科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历经多年发展，麻醉已成为一门研究麻醉镇痛、急救复苏及危重病医学的综合类学科，除了提供良好的手术条件和无痛，同时更注重对病人机体生理机能的调控和维护。

那么，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如何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达成共识、建立深厚的战斗情谊？外科手术质量如何，谁最有发言权？如何在深肌松和肌松残留之间实现“矛盾的统一”？国家医改的方向会对创新药的使用和医院的管理提出怎么的挑战？面对诸多问题，日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王东信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杨尹默教授分别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

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友谊真谛：理念一致、与时俱进

问题1：人们常说，碟子和碗都难免磕磕碰碰的时候，“肝胆相照”的麻醉科和外科如何能够成为默契的搭档、信赖的伙伴？王东信教授：两大学科的默契离不开紧密的沟通交流，比如去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和麻醉学分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加速康复外科临床实践指南（2021）》（以下简称《指南》）涉及多个专业学科，我们在《指南》制定的过程中会不断讨论，大家通过这些讨论会形成一致的观点，包括术前的准备、禁食禁饮时间以及术中麻醉的管理、术后的镇痛等。要在理念上取得共识，才能保证配合的默契。我作为麻醉医生，和作为外科医生的杨尹默教授在工作中能如此默契，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理念一致”。

问题2：麻醉科、外科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理解？谁最有资格评价一台外科手术是否成功？

杨尹默教授：我和王东信教授经常在一起探讨麻醉、肌松、ERAS（加速康复外科）等方面的热点课题，我自己也获益良多。我记得有一位做胰腺手术的病人——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但出院时，他却拿出住院账单，对进出手术室期间的费用表示疑惑，认为占总住院费用的比例过高。这位病人当时问我：“不就是进去睡个觉吗？怎么这么贵？”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睡过去很容易，不贵；但要让你随时能够安全地醒过来，而且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这个事比较难。”他听后，立刻表示理解。这个案例也充分说明了麻醉对外科手术、对病人所起到的保驾护航作用。因此，评价一台外科手术的质量，麻醉医生最有发言权。

医改方向：DRG是未来创新是持续动力

问题3：随着医改进程的不断推进，创新药的使用和发展情况如何？推动医学发展的持续动力到底是什么？

王东信教授:在目前医改大环境下，国家主要在推广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试点，就是基于病种付费，特定疾病有一个固定的付费，这会促使医疗机构尽可能减少医疗花费。

我几年前去美国参观学习时，看到美国的麻醉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麻醉时，就使用硫喷妥钠、芬太尼、维库溴铵，而这些药物的价格都是很便宜、很普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担心此举会让创新药物的使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代表药物不需要创新。比如我们看到在美国，以舒更葡糖纳为代表的创新药物在拮抗肌松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原因就是这类药物的使用能够在节省医疗综合费用方面带来更大的助力。所以在目前医改大环境下，我们更要鼓励那些在现有医疗条件下能够改善临床结局的创新，这会给病人带来真正的获益，也将是未来医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创新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会是推动医学持续发展的动力。任何情况下，想要发展就必须创新。

深肌松和积极拮抗舒更葡糖纳让麻醉和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的选择

问题4：深肌松可以为外科医生提供更好的手术视野，然而肌松残余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甚至引发更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在实施的外科手术中，如何科学地处理二者矛盾，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杨尹默教授：作为外科医生，无论是进行开放还是腔镜手术，总是希望麻醉科医生保持患者较为深度的肌松，以保障外科视野。但从麻醉科角度来讲，深度肌松后会推迟病人苏醒，易致肌松残留，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双方特别需要能够拮抗精准、副作用更少、能够提高苏醒质量的拮抗药物。
王东信教授：以我刚才提到的舒更葡糖纳在拮抗肌松方面的应用为例，其广泛应用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研究显示它在拮抗肌松的速度和彻底性方面有优势，有助于减少肌松残留、加快苏醒，继而缩短了病人在手术室的停留时间，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相应缩短了住院时间。相信未来也会不断地有新的药物和设备出现，帮助我们不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医疗的安全性和舒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