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特朗普政府拒绝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进一步挫伤了全球低碳投资者的信心。

缺少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形势，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应对气候变化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从而发生领导力的进一步更迭或分化。

与之相反，中国对全球治理有着更为清晰的方案和主张。随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体系边缘走进了中心，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12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机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彰显了我国以实际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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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减缓气候变化主要成果

力行节能大力减少碳排放。中国政府最近25年采取诸多措施力行节能，累积节能量占全球节能量 50%以上。

2017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1%，单位GDP碳排放持续下降。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指出根据《“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为扎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关工作，完善配额分配方法，夯实数据基础，确保数据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2016、2017年度碳排放数据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有关工作，范围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中，2013至2017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104t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优化能源结构与发展清洁能源。中国近25年来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6.5×109kW，占全球的2.8%。淘汰关停火电机组1.7×109kW，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装机总量的两倍。

2017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3.7%，近年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2013-2017年，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3.8%、4.8%、5.5%、5.0%和3.7%，节能成效显著。与此同时，2013-2017年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分别是15.5%、17.0%、18.0%、19.5%、20.8%，发展清洁能源政策落实良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同时，中国深化解决交通领域排放问题，快速发展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电动汽车总拥有量占世界拥有量的50%，有效降低了交通领域的排放问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新研究表明，过去近20年来，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植被面积增长，要归功于中国与印度——特别是中国的植树造林工程与两国共同的农业集约化管理。图为植被每10年平均增长率情况。（图片来源：NASA）

积极增加森林碳汇。近25年来中国的 人工造林面积居世界首位。2017年我国全年完成造林面积7.36×104km²，其中人工造林面积390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53.0%。森林抚育面积8.30×104km²。截至2017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75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63个。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60×104km²。退耕还林工程新增退耕还林还草任务8.20×103km²，完成造林9.12×103km²，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83×104km²，工程实施范围扩大到2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批准核减云南等18个省（区）2.47×104km²陡坡耕地基本农田用于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成造林1.85×103km²、工程固沙70km²。重点推广了“两行一带”、“草方格固沙”、“封造结合”等治理模式，成效显著。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2017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这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已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明确了将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工作定位，明确了碳市场建设要遵循稳中求进的工作要求，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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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关乎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加快推进低碳转型，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国家高质量发展与全链条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模式。“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2020年、203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关键时期。

我国将面向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聚焦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大力加强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工作，全面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实力，促进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的深化，推动减缓和适应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降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支撑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的国家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形成基础研究、影响与风险评估、减缓与适应技术研发、可持续转型战略研究相结合的全链条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新模式。

（2）协同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澎湃动能，同时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和“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多人口，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且跨越了高寒、高陡、高地震烈度区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季风区，自然环境差异极大、孕灾环境极其复杂。基于EM-DAT灾害数据库，1990-2010年全球共发生7200余次自然灾害，仅“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就发生了3003次，其中的2333次与气象因子相关，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无疑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交通、水电、网络、油气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及重大工程布局带来巨大风险。据初步估算，仅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需求便高达8万亿美元，在未来10年内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达1.6万亿美元。

因此，协同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关系，科学认识和有效防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大力发展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技术。未来在气候变化科技支撑领域，我国将继续研发新的观测技术、数据同化和融合技术，建成和完善全球变化大数据平台，大幅提高我国在气候变化事实、机制、归因、模拟、预测等方面的研究水平，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继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形成气候变化早期预警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不断加快保障基础研究的数据与模式研发，增强地球系统模式的模拟能力；建立并完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技术体系，增强极端情景下气候灾害危险性等级、资源-生态-环境综合承载能力、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影响的综合评估能力；建立并完善气候变化风险预估技术体系，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决策咨询的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