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科院院士刘建康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本报记者卢平川 宋效忠 通讯员张晓良

　　刘建康院士是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时在重庆北碚）做研究生；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由美国回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研究员。1950年1月中科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被聘为研究员，1954年随所迁至武汉，先后任水生所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刘建康人生格言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核心提示

　　■27岁时，他在全世界首次发现鳝鱼从小到大由母变公，并由此打开了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之门。

　　■他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大中型水面养鱼的先例，使亿万中国人吃鱼不再难。

　　■不少人认为东湖应该停止养鱼，可他提醒我们：在截污还未完全处理好之前，东湖不能停止规模养鱼，否则将再度爆发大规模蓝藻水华。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建康，今天是他九十华诞。回顾人生，老人说最欣慰的事情是：自己有一些创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社会有用处。

　　昨日上午9时，记者按约来到刘先生的寓所。接过记者献上的花篮，刘先生十分高兴。他告诉记者，去年，水生所曾提议给他庆祝90岁生日，被他婉拒了。“我去年只有89岁，还不到年龄呀。”

　　虽然已是90岁高龄，但刘先生耳聪目明，步履稳健。他告诉记者，每天早晨，他5点钟按时起床，然后出去步行一小时，大约7000步，然后洗个澡，吃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到邮局发信、到商店买小件，都是步行，从不用拐杖。”

　　好奇心促使新发现，鳝鱼“先当新娘、后当新郎”

　　国际学术界知道刘建康这个名字，是在1944年，那一年，他在一份刊物上署名发表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论文。

　　谈起当年的这一发现，刘建康说“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

　　1941年，刘建康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为躲避战乱，研究所内迁至重庆附近的北碚镇，生活十分困难，大伙想吃鱼但又买不到，于是晚上打着火把到农田中去捉鳝鱼。

　　在大伙到农田中捉鳝鱼的时候，刘建康想：如果采用人工养殖，就可以让大伙吃上更多的鳝鱼。于是，他挖了一个鱼池，并从市场上买来一批大鳝鱼投进池中。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没有生殖；第二年，情况仍然如此。“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看，发现全为雄性。“怪了，为何是这样呢？”他从市场上买了数百条小鳝鱼，宰杀后发现：小鳝鱼全是雌的。

　　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鳝鱼刚生下时全是雌的，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开头便说：“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对时年30岁的刘建康是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刘建康坚定了一生为鱼、为鱼所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

　　历时20余年，组织编撰中国首部长江“鱼书”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系统的鱼类生态学专著。1954年，刘建康随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迁至武汉后，组织上把研究梁子湖鱼类生态学的任务交给了他。

　　接受任务后，他提出并实施了在梁子湖进行鱼类生态调查的方案。后来，他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密切合作，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调查站上游设在重庆的木洞，中游设在宜昌，下游设在崇明岛。

　　为了让调查得来的数据翔实可靠，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反复核实、比对物种。有些同事不习惯，背地里常说刘建康过于死板。刘建康说，科学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只要落笔，那就要对历史负责，绝不能让一丁点谬误传下去。

　　在刘建康、陈佩薰组织下，经过20余年的研究，汇集水生所、华农等单位多位科研人员的智慧，《长江鱼类》一书于1976年问世，共4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探索大水面养鱼，东湖养殖场戏剧性增产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鱼米之乡没有鱼吃”，即使在武汉，鱼的供应也十分紧张，每个家庭每月只能凭票购买几斤。原因何在？原来，当时渔业生产比较注重池塘精养，却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的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渔民无限制的捕捞，很少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几个中、小型湖泊实行了人工放养，大都是亏损。

　　刘建康提出，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挖成鱼池不合理，应该利用大水面养鱼。他的主张，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但刘老仍坚持己见。

　　1971年以前，位于水生所旁边的东湖养殖场年年亏损，向水生所求援。1972年，水生所组织科技人员，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

　　刘建康对东湖的养殖状况开展认真调查，得出结论：东湖养殖场确实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有些地方适合养这样的鱼种，有的地方适合养那样的鱼种；还有的地方鱼苗投下去不久，大多都被野鱼吃掉了；另外，东湖的拦鱼设施也存在问题，捕捞方法也需改进。他提出：应该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

　　实施刘建康提出的五项措施后，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由1971年年产180吨，到1978年达到年产801吨。

　　东湖的实践，为我国湖泊的渔业利用开创了成功的先例，在全国得到推广。1991年，国家农业部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刘建康为发展大中型水域生产作出的贡献。

　　忧心生态恶化，呼吁东湖暂时不要停止养鱼

　　在东湖之滨生活了60多年，刘建康对东湖有着深刻的感情。

　　他告诉记者，刚定居东湖之滨时，东湖四周人烟稀少，湖水清澈，湖里的黄丝草茂密得像水下森林，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后的年代里，随着湖区人口增加和工农业发展，加上对东湖筑堤分隔等，东湖的水文、水质条件恶化，昔日茂密的水草消失殆尽！

　　东湖生态的恶化，使刘建康忧心如焚。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了东湖生态保护的研究。

　　1980年前后，每到夏季，东湖湖面就会出现水华现象。水华爆发时，东湖水粘稠得难以拨动，散发出难闻的恶臭。然而，自1985年后，东湖的水华现象竟神秘地消失了。

　　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引起了刘建康的极大兴趣。在他指导下，谢平博士牵头投入了这项研究。从1989年起，谢平等人先后在东湖里进行了4个夏秋的原位围隔试验，即采用放养鲢鳙鱼来控制微囊藻水华的生长，同时观察鲢鳙鱼放养量与水华现象之间的关系。试验证明，在养鱼的围隔里，蓝藻的份额减少很多；在不养鱼的围隔里，蓝藻水华则生长得很好。已经出现微囊藻水华的围隔，在引进鲢或鳙鱼之后10天至20天，水华即全部消失。试验还证明，每立方米水投放46克至50克鲢鳙鱼，控制水华发生的效果最好。而放养草鱼完全不能控制水华。

　　谢平等人由此揭开了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养鲢、鳙鱼的水域里不出现水华，在于鲢鳙吃掉了导致水华发生的藻类，改善了水质。

　　揭开这一谜底，对控制水华有重要意义。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滇池、巢湖水污染治理中得以应用。

　　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刘建康十分动情地说，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一种说法，说东湖的水是湖里养鱼搞坏的。“这是将人害嫁祸于鱼的谬论。东湖的污染是由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引起的，东湖的治理，首先要抓工业废水的违章排放和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要动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