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敦煌，他从“女婿”变“亲儿”——追忆我国考古学家彭金章

　　2013年5月31日，彭金章在敦煌研究院作了题为《敦煌景教讲座》的学术演讲。

　　7月29日中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彭金章先生走了，享年82岁。

　　30年守望，从当初“为爱走天涯”的敦煌“女婿”变成“亲生儿子”。这位考古学家身后，留下的段段佳话，依旧萦绕在寂寞沙洲。

　　揭开敦煌学的新篇章

　　景教十字架、波斯银币、回鹘文木活字……彭金章对莫高窟的“再发现”震惊了上世纪90年代的考古界。“北区考古的发现为敦煌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使百年敦煌学研究领域，从原有的南区扩展到了被长久忽视的北区。”专家们这样评价。

　　北区文物的重见天日，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虽说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年间就已发明，但活字实物迟迟未见。”彭金章曾指出，出土的这批回鹘文木活字被证实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实物，对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除了物件，北区石窟还出土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蒙文、藏文、回鹘文、梵文、叙利亚文的文书。其中，汉文文书里，有早已失传的古书，还有藏经洞中所未见的珍贵文献——洞中经卷已随王道士的发现大多流散海外，这些汉文文书更显弥足珍贵。在彭金章看来，它们是“完整意义上的敦煌遗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考察完北区，彭金章将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增加至735个。至此，莫高窟被证实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

　　蹲在莫高窟北区啃硬骨头

　　彭金章来敦煌之前，到莫高窟无论参观还是考察的人大都只去遍布精美壁画的南区洞窟。因为北区没有壁画，没有窟门，连编号都不全，被认为是画师、塑匠、僧人的生活区域，考古发现甚微。

　　然而，1988年，彭金章毅然选择了“不受待见”的北区。用当时同事的话说，“如果在南区洞窟里头找一个内容去研究，一下子就出成果了”，大家不明白，老彭看中北区那些“破洞子”“烂洞子”什么。

　　但彭金章的想法很朴实，北区一直是个谜：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生活区，并没有实际证据；和南区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就连有多少个洞窟都还没搞清。“即便没有文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那把所有洞窟编个号，也是一种成果，一种工作嘛！”彭金章认为，洞窟本身就是一种遗迹现象，记录下来就是有用的。“这个骨头，我就要啃起来了。”

　　在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中，彭金章像个民工头。千年洞窟里的陈年老土，一拍就“漫天飞舞”。在洞里搞发掘，分分钟变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擤出来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也是黑的。”彭金章说。

　　蹲在莫高窟寂寥的北区，彭金章几乎用筛子筛遍了每一寸沙土。他曾得意地跟人讲：“进了洞窟，用鼻子就能闻出这个洞是不是曾经存放尸体的。”

　　“小改行”意外成就“大辉煌”

　　去过莫高窟的人大概都有感受：景区管理水平全国首屈一指，特别是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体验尤其难忘。“数字敦煌”的方案就是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提出来的。而作为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去世前还在配合老伴推进莫高窟的数字化工作。也正是为了这个执着于敦煌半个世纪的同班同学，彭金章被迫从鱼米之乡来到大戈壁。

　　1963年，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樊锦诗则来到敦煌工作。之后，这对异地恋人成了家、生了子，分居生活一过就是二十多年。“甘肃想把我调来，武大想把樊锦诗调去，前后武汉来了三批人，敦煌也去了三次人，闹得非常僵。”彭金章曾用“持久战”“拉锯战”形容期间的纠结。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她走，她却犹豫了。万里黄沙的苦日子阻不住她爱敦煌。“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任性了一回。为了这个家，彭金章离开自己一手建立的武大考古专业，来敦煌当“女婿”。

　　“他本来是搞夏商周考古，而且是搞教学的，到这儿来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了。”樊锦诗坦言，丈夫为她付出了很多，甚至“小改行”。但彭金章自己认为，原本为了一家团聚，却意外踏上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敦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成全了我的家，也成全了我的事业”。

　　从现场发掘到整理文献资料、著书立说，彭金章把后半生都献给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这个敦煌“女婿”，当真比“亲生儿子”还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