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才开始的人生 96岁未到退休时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

　　李佩已96岁高龄，仍在利用自己的资源为社会、为他人服务。她也因此赢得广泛的尊敬。

　　松了一根弦的二胡，发出咿咿呀呀的变声。循着二胡的变音，踏进北京中关村科源社区最西端的几栋三层青砖小楼，与记者擦肩而过的，尽是花白的脑袋。

　　这里，是中关村片区最早的建筑之一，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人们习惯性地称它们“特楼”——意思是专门提供给特殊科技人才居住的小楼。半个多世纪的风蚀雨剥，尽管楼面显得斑驳、陈旧，但仍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端庄和静雅。

　　一甲子的光阴匆匆而逝。曾被一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尊称为“师母”的李佩先生，至今都不舍得离开这几栋盛满记忆的老楼：

　　就是在这里，曾经居住过钱三强、彭恒武、竺可桢、熊庆来、王淦昌和陈能宽等一批著名科学家。

　　就是在这里，李佩痛别了自己的丈夫——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先生。自1956年10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回国后，李佩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这一住，就是60年。

　　60岁才开始的人生

　　院子里曾经熟悉的背影，一个个已然驾鹤西去。青砖小楼之于96岁的李佩，或许有着太多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结，以至于早该颐养天年的她，却始终不愿放弃续写那一代人传奇的人生“大于号”——

　　80岁时，还站在讲台上为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讲英语课；

　　90岁时，她广泛约请厉以宁、黄祖洽等各领域名家，创办“中关村专家论坛”并亲自主持；

　　95岁时，她用三年时间，组织她和郭永怀以及钱学森的多位学生，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科研的英文版论文集翻译成中文。其间，每次遇到翻译中的争执，她都亲自审阅并定稿……

　　就是这种近乎执拗的韧劲，使得李佩成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师生们心中的偶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曾如是评价说：“李佩先生是一位普通教师，但她一心为学生、一生为学生，得到了国科大历届学生的尊重和敬重”。

　　1968年12月5日，是李佩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在这一天，与自己相濡以沫20年的丈夫郭永怀，在从青海核实验基地回京的夜航飞机爆炸事故中牺牲。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露出一个完好无损的装有绝密重要试验数据文件的公文包。

　　听到噩耗，李佩没掉一滴眼泪，只是一言未发，站在阳台上，久久望着远方……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时年59岁的郭永怀成了“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在他牺牲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老郭溘然离世的痛，李佩深深埋在心里。与人们传统观念中那种每天在家相夫教子的科学家夫人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李佩有自己孜孜以求的事业。李佩一直在为理想奔走，她说，这些年她最喜欢的工作是当老师。

　　作为教师，李佩的职业起点在康奈尔大学。1951年，受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的邀请，李佩给准备派作外交官的美国学生上中文课。

　　1956年10月，李佩随丈夫郭永怀回国时，中国最缺乏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彼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大批具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技知识的人才。面对国内建设的实际，李佩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此时都用不上，只有改教英文。

　　但是，这个决定之于彼时的李佩，并不轻松。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处在“蜜月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中国学生都学俄语。很多英语专业的老师，也都学俄语并改教俄语。中苏交恶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并不仅仅是苏联。l961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李佩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从此，李佩与英语教学结下不解之缘。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留学美国的经历，意外使李佩有“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来往的信件也要被检查，只是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

　　1975年，中国科学院时任秘书长郁文带队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之行，成了李佩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在合肥偶遇李佩后，郁文得知她还在合肥接受审查，感觉十分惊讶，并提议李佩调回北京。一年后，李佩回到北京。

　　“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作为一名英文教师，李佩最骄傲的是，1978年调到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外语教学工作。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是中科院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而在北京专门成立的一所研究生院，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国务院任命中科院时任副院长严济慈担任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后来，为了区别合肥中国科大的研究生院，改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事实上，这个人生起点对于李佩来说，或许“迟到”了太久——这一年，李佩已年届花甲。若按正常的人事制度安排，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单位人”正面临退休。

　　生活中的李佩。

　　郭永怀和李佩的结婚照。

　　“光杆司令”的教育拓荒

　　有诗人说，“生命之歌没有年纪”。1977年恢复高考后，研究生制度也逐渐恢复。就在李佩调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1978年，全国各地的883名首届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培养的高级科技人才，不学外语显然不行。然而，“文革”十年，我国英语教学人才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之初，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请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

　　其时，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几乎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整个教研室只有3位从北京大学英语、法语和德语专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根本无法为800多名研究生开齐外语课。招募外语教师成了李佩当时的头等大事。

　　于是，李佩将目光锁定在“文革”期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时那些户口留在北京的外语老师身上。这批不同语种的教师，成为当时外语教研室的班底，但即便一位老师负责两个班的课，师资依然不足。

　　无奈之下，李佩只能一方面请大学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授课，另一方面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有意思的是，在招募教师的过程中，不少打成“右派”蹲监狱或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都被李佩找了出来。黄继忠、许孟雄就是李佩找出来的“右派”教师。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诉她，当年北大有一位名为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被发配到银川一个农场劳改，而因家在北大，所以每年都会回北京。几经周折，李佩找到黄继忠，并说服黄继忠回北京从教。在李佩的帮助下，黄继忠调回北京。

　　多年后，黄继忠去了美国，并在纽约州东北部的一所大学开了一门东方文化的课程。在美国，黄继忠将《论语》翻译为英文。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世界经典”项目，从每个国家收集一本代表该国文化的书出版，黄继忠的这本书被选中，再次出版。

　　“三顾茅庐”式的寻师之旅，对于李佩来说，终生难忘。在李佩的人生词典里，“许孟雄”这个名字让她印象深刻。许孟雄被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原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李佩打听到许孟雄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于是，在海淀区一个胡同的一间矮小房子里，李佩找到许孟雄，诚邀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

　　许孟雄调入研究生院后，李佩庆幸自己“拣”到一块真金——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内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即是许孟雄。

　　在研究生院，只要许孟雄上课，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看似简单的“in”和“on”搭配，他都能有滋有味地讲两个小时。研究生院的从教经历，也让许孟雄名声大噪。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的英文文件，最后都是由他帮忙定稿把关。

　　每思及此，李佩就会为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事的外语教学工作感到欣慰。因为，国门初开的中国，外语就如同是工人手中的锤子、农民手中的镰刀。

　　其实，尽管李佩想了很多办法，从“右派”中招募了一些成熟教师，但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外语师资短缺问题。时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马西林对李佩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外语师资呢?”李佩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自己也只是个讲师。”马西林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

　　李佩觉得马西林的话有道理，立刻着手招生。当时，多数学校已招生完毕，通过调剂，加上别的单位代培的，李佩的师资班一共招收了25名学生。

　　办英语师资班，李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快充实英语师资力量。所以，当时给学生开课的老师都有独特的专长——讲翻译原理课的是翻译安徒生童话集闻名的翻译家叶君健；开语言学概论课的是美籍老师；讲翻译技巧的是许梦雄。

　　“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不能只会教外语，还应当有一点科学常识，才能和学生有共同语言！”李佩特意请外教给师资班学员上普通物理课。这个英文师资班，后来也成了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

　　在自己培养师资的同时，当时的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为李佩带来了托福试卷。李佩发现托福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并在国内第一个用托福方式出考题。李佩还通过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文试卷来改进她的教学方法。彼时的密歇根大学对英语有特别的要求，研究生在通过标准考试后，还必须通过“密歇根测试”方可入学。

　　在中科院系统，不少人都对李佩印象深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尽管她的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社会的前面。”

　　1978年，中科院秘书长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坎贝尔为中科院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坎贝尔来中国几次后，对李佩说，美方的老师们对中方派给他们配合工作的年轻人很满意，而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讲课时也发现，这些学生不但英语水平好，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熟悉。

　　坎贝尔好奇地问李佩：“这些学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李佩详细地告诉了他招生和开课的情况。坎贝尔立刻就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做‘应用语言学’。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培养的学生也大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

　　当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责任编辑： 杨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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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三口合影。

　　为自费留学摁下“快进键”

　　1978年末的一天，纽约机场大厅灯火辉煌，几十名西方记者打着聚光灯追逐报道中国重开国门后，首批派往海外的52名身着统一黑色大衣的留学生。

　　然而，今天的大多数留学生或许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大规模走出国门留学，与李佩有着某种因果关联。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访问，他对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状况非常忧虑。于是，他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建议，向美国派出留学生。1978年6月，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对留学生工作做出指示：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但是，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通常既需要通过GRE考试，又需要学生所在大学提供学业成绩及教授推荐信。而当时的中国并未设置GRE考点，美国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英语水平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许多美国一流高校不愿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正式研究生。除访问学者外，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是旁听者。

　　1979年4月，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为研究生授课。当他得知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尴尬状况后，就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对少数研究生进行笔试和口试，当即录取了5名学生，并于当年秋天派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随后，李政道又提出了为期8年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

　　作为项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李佩负责拟定英语试题，组织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阅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单。在听力部分，李佩没有完全采用托福的方法，而是增加听写。在语言结构部分，多用填空、改错等方式。在阅读理解部分，考词汇的用法以及短文的大意。写作是就所给的题目，写出个人的评论，以测量考生的表达能力。李佩的这些创新与李政道的思路不谋而合。

　　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数学家华罗庚之子华光回忆，最早称李佩为“先生”的是李政道。因为通过项目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李政道因此尊称李佩为“李先生”。

　　自1980年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开始在全国招考，每年都有1000多人报名。经过李政道的努力，接收院校由最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扩展到美国46所著名大学。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活跃于国内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和部门，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然而，相对于当时国内各领域建设人才匮乏的现状，仅有这一个项目还不足以“解渴”。就在该项目执行前，教育部为满足国内教育界对科技人才的急迫需求，决定每年选派500名优秀生公费出国深造。可是，500个名额分下去，每个大专院校能有几名？因此，出国留学是一扇比当时考大学还要窄的门。

　　那时的世界，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美国大学也向研究生提供了大量资助，但当时的中国知之甚少。1979年中美建交后，研究生院美籍英语老师范德沃特对李佩说：“你们的学生专业都很强，英语的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他们能被美国大学录取，很容易得到资助。”

　　范德沃特的话提醒了李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自费留学还尚无先例。权衡再三，李佩就和范德沃特去找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彭平是个敢于创新的人，解放前曾从事地下工作，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当年，他与钱伟长等10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威震全国。在处理研究生院的日常事务中，他有时为解决一个问题会打破常规。

　　果然，彭平思考一番后表示，同意李佩的意见。他说：“我反正蹲过两次监狱，如果此事违背了国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监狱！你们先找部分学生谈谈，出问题我负责！”

　　随后，李佩请范德沃特在友谊宾馆的电脑上下载了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拿到文件，当即有200多名学生填写了留学申请。李佩和范德沃特则负责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研究生院学生所学的专业与英语训练的情况，作为各学校录取的参考。

　　考虑到当时发出这样一大批去往美国的信件，国内邮局可能会感到奇怪，当年寒假，范德沃特还专门去了香港邮寄申请信。结果，申请的学生中有100多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消息传出，北大、清华等校学生也纷纷效仿。新中国自费留学的大门由此打开。

　　自1978年中国派出首批学生出国留学至2014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351.84万人。2014年度，我国自费留学42.30万人，占当年出国留学总数的92%。若非当初李佩等人的大胆开拓，或许自费留学的时间表还会向后推迟。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99年，80岁的李佩正式离开了教学岗位，但她始终闲不住。北京北四环的某研究所会议室，还能常常看到她主持各种论坛的身影；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的各种科普、健康、时事政治、文化文艺座谈会上，还能看到她激情四溢的演讲。时至今日，她仍活跃在社会舞台，被很多人称为科学院的“一朵玫瑰”。

　　（记者 柯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1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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