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与失败者，谁更不诚信？

在美国大选中，候选人为了赢得总统大选最后的胜利，往往不顾事实，相互攻击、诋毁对方。

　　编者按：

　　只要有竞争，就会有胜负。输赢见分晓之后，通常我们认为，失败的一方处于资源分配的劣势局面，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会不择手段地通过不诚或者反 社会的举动，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诸多研究显示，胜利的一方同样也会图谋不轨，因为胜利让他们认为理所应当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不管是失败者还是成功 者，在这些“特权膨胀”心理的影响下，不诚信的行为在所难免。

　　编译 | 顾卓雅

　　责编|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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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儿子这次考试没过，但是我不敢宣布啊！”1200年前，一位考官战战兢兢地对一位父亲说道。这位父亲可不是“李刚”，而是唐朝的大奸臣杨国忠，尽管他的儿子杨暄是人尽皆知、学业荒陋的学渣，但由于杨国忠身为宰相势力庞大，主考官非但不敢宣判杨暄落榜，还让他“名列前茅”。这个故事作为唐代最著名的作弊事件之一被记载于《资治通鉴》，广为流传。

　　流传至今的不只有“杨暄中第”的故事，竞赛和诚信的羁绊同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以说，只要存在比赛或考试，就会有利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段钻空子的选手。数不清的寓言和轶事都在反复强调诚信在成功中的重要性，也是因为它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事实上，仔细挖掘，我们会发现，这两者的关系远远不只表面上那样简单。科学研究创造性地将比赛和诚信的关系拓展到了两个不同的“时空”，并形成 令人惊奇的关联。简而言之，竞赛的结果不仅与比赛时的诚信直接相关，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还会改变人在未来不相关的事件中的诚信程度。

　　经历一场较量之后，败者和胜者在处理其他事物的时候谁更不诚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成为辩论的主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行为学实验分别对这两种情况加以确证和分析。

　　不患寡，而患不均：害死人的攀比心理

　　败者，通常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失败意味着他们在大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将获得更少的社会资源，具体表现为声望、奖金等，它们会随着失败而减少。出于社会资源的稀缺以及比较或不公正所带来的“受害者心理”，他们可能会通过不诚或者反社会的举动，在之后的事情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中，被试者在游戏中根据其排名支付酬劳，结果得分较低的游戏者会倾向于通过钻规则的空子来获得更高的酬 劳。无独有偶，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被试者可以通过自己上报在小测试中的得分按比率获得一定的酬劳，而当被试者发现自己获得了两种酬劳比率中较低的一种时，他们就会开始夸大自己的得分进行作弊，以便获得更多的酬劳。

　　有趣的是，在上述两个实验中，后续实验都体现了“攀比害死人”的现象。在第一项研究中，如果游戏者知道了自己具体的排名，那么不管是得分较低还 是得分较高的游戏者，都会开始钻空子来尽量获得更多的酬劳。而在第二项研究中，当被试者发现有其他人的酬劳比率比自己高时，虚报得分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 研究者强调，如果人们仅得知自己获得了较少的钱，还不至于出现太多的作弊现象，而当知道其他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钱时，作弊现象就显著变多了。

　　出现这种现象的心理可能可以归咎于人的“受害者特权”（Victim entitlement），指的是人在经历失败或受到委屈后，会觉得自己理所应当获得比他人更好的待遇。研究者通过设计特权测试表衡量被试者的“特权”心 理，发现当人们在经历不公正的事件，或因为不公正的规则而游戏失败时，在特权自测中得分更高。此外，这些人在他人需要帮助时更多选择拒绝。

　　成者为王，也为贼，特权膨胀的心理使然

　　尽管胜者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肯定，手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但也并非无可诟病。由于胜利也可能会让人在得意之余自然而然产生“特权膨胀”，即认为自己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好处，导致胜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不诚行为。

　　2016年2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显示，被试者通过报出骰盅里的骰子点数来获得报酬，但研究人员却故意在骰盅上挖了一个小孔，给被试者提供了偷看的机会。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并没有因火爆的言论而支持率大减，相反这给他带来更多的关注和人气，而他的言论更加火药味十足。来源：washingtonpost.com

　　而在猜点数之前，三组受试者首先要进行不同的准备。其中第一组的A与B比试了一场并获得了胜利。当A还沉浸在“志得意满”中时，猜点数开始了，A不由得偷看了一下骰盅里的点数，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奖励。相比之下，刚刚输掉比赛的B却显得规矩得多。另一个小房间里，C和D没有进行比赛，而是回忆了不同的事件，C想起自己曾经在象棋比赛中大比分战胜对手的快感，而D则回忆起自己通过了专业钢琴考试的那一天喜悦的心情。在紧接着的猜点数中，C忍不住偷看了点数，而D却没有这么做。而在最后一个房间，E和F正在刮着彩排，结果E中奖，F没中。在随后的猜点数中，他们都没有偷看。

　　总结这个实验的结果：获得了比赛胜利的A和回忆了比赛胜利的C都倾向于在之后的实验中作弊以获得更多的报酬，而输了比赛的B，回忆个人目标达成的D以及凭运气刮彩票的E和F，则没有选择作弊。

　　问卷测试表明，A和C在比赛胜利的激励下，内心经历了较大程度的“特权膨胀”，而在D在回忆起个人目标的达成时，则没有出现明显的“特权膨胀”感觉。研究者由此推断，当人们的成功是在社会公认的评判下被判定为胜利，比如赢得了一场比赛，就会产生“特权膨胀”，并倾向于在之后的事件中出现不诚的行为。然而，当人们的成功不是因为社会的判定，而是达成了自己心中的一个目标或赢得了彩票时，不诚行为不会增加。

　　那么，“特权膨胀”是如何导致不诚实行为的呢？首先，人们在做出不诚实的举动时，实际上是在进行获取所得与失去诚信的博弈。因此，作弊现象仅仅会发生在一个较小的程度，让人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并且感觉自己没有失去诚信。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人们因为存在“道德盲区” 导致自己有时会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诚实。而在另一种情况中，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衡量标准直接影响着博弈中失去诚信的比重。所以，自我衡量对于是否出现不道德的 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特权膨胀”的心理下，他们会将自己本来不能容忍的不诚实行为判定为正当。

　　由此看来，不管是对于失败者还是成功者，“特权膨胀”都是发生不诚行为的重要内在诱因。而“特权膨胀”均来源于社会公认的评判和比较，对于失败者来说，在比赛过程中社会的不公正对待或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会驱使他们在比赛中就发生不诚行为，而胜利者的社会评价由于来源于比赛完成后，所以更容易在后续的事件中发生不诚信的行为。

　　因此，面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如何避免“权利膨胀”和“不诚信”呢？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有一句传世名言可以时刻提醒我们，那就是“胜不骄，败不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