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走出去

　　编者按

　　“十年长征，万里纵横”，这是对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生动描述。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联合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坚毅身影。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文明互鉴·中国考古走出去”系列报道，记叙中国考古人赴世界古代文明区域进行考古发掘的生动故事和心路历程，描绘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交相辉映的精彩图景。

　　美国的全国性大报《今日美国》日前刊发报道《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培养了一批教育程度高、装备精良的考古学家，他们的水平已经赶上美国、英国等传统考古强国的同行。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这个判断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考古人的远大志向——“中国考古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是说。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西侧附属建筑前出土的石雕龙首。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走出国门考古是战略需要、大势所趋

　　“我们迈出国门的第一步，可谓大势所趋、机缘巧合。”提及第一次境外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那是在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在越南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大伦在越南同行处获悉，越南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遗存，并见到了相关文物的图片和资料。这一信息对于破译三星堆文化之谜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去越南考古！”虽然这个梦想大胆得让高大伦自己也有些吃惊，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正式的跨国田野考古，在中国史无前例，前期面临的困难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是在同事和同行的支持下，2006年，一支中国考古队终于出现在越南的遗址上。他们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上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丰硕成果，受到了越南同行的高度肯定。

　　这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国门第一铲”。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板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逐步建立稳定和牢固的官方文化交流平台；与上合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个组织成员国及中东欧地区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机制。在此背景下，中国考古学界也注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跨越国界来思考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在“第一铲”十年后的2016年，走出国门的境外考古已不再罕见。中国考古学界目前有约70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调查、研究、合作发掘等各种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学术能力和水平。

　　探索文明核心区，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支撑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考古学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2013年和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召开了两届“世界考古论坛”，为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合作交流创造了一个国际性平台，这是与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国际考古大会并驾齐驱的学术盛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也吸引了十余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参与讨论。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考古大国”。

　　“进入世界古代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考古发掘，参与文明互鉴，是迈向考古强国的重要标志。”如今，从非洲肯尼亚海滨，到蒙古高原的草原；从古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古城，到中美洲丛林中失落的玛雅文明古城；还有印度、孟加拉、柬埔寨等国的宗教寺庙和遗址，都留下了中国考古人坚实的足迹和勤奋的汗水。

　　王巍表示，对其他古代文明的考古探索，正是检验现代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的试金石，是展示中国考古实力的大舞台，这一过程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我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则从更广泛的视域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说，通过开展境外考古项目，不仅能够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科研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走出国门的自信，源自考古人的底气

　　中国考古敢于走出去、能够走出去，源于中国考古的底气。

　　正如宋新潮所说，中国考古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步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成长起一支高水平的工作队伍，在世界考古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获得一系列突破性发现，得到相关国家学术界和民众的广泛赞誉。

　　8月15日，记者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时，他正在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上工作。作为“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执行领队，他对中国考古人用实力说话深有感触。

　　李新伟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哈佛大学已经在科潘工作数十年，形成了整套完善的发掘程序。中国考古队的洪方合作伙伴荷西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又配合哈佛大学工作多年，经验丰富。洪方绘图员和测量员也都参加过哈佛的发掘。工作之初，他们遵照哈佛的工作程序绘图，使用的是传统方法，一个绘图员配一个助手，一天也只能画一个探方。李新伟建议荷西使用在中国国内已经广泛运用的三维成像技术，以提高工作效率。荷西开始对这个新方法很不信任，借口洪文物主管部门对发掘程序有明文规定，不能随意修改，坚持用旧方法。中国考古队就自己按新方法绘制出线图，与他们的图进行对比，让他们认识到新方法快捷而且准确。荷西还是犹豫。李新伟又请来洪方监理人员到现场测量验证新方法的准确性，终于说服了荷西，全面使用新方法，工作效率提高数倍。哈佛大学长期主持科潘发掘的费什教授到工地参观时，也由衷称赞中国的新方法更好。

　　王巍对中国考古“走出去”在学术上、技术上充满自信。他表示，中国各地都有考古所，而中国地貌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从容应对复杂多样的田野埋藏环境的考古学者，从中原内地的沉积平原到边疆地区的沙漠绿洲，从超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到不见天日的远古洞穴，无论是干燥环境还是沼泽水浸，都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途径，也发展出不同的发掘和调查设备、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这样的队伍，完全可以应对世界范围考古中遇到的各种考验和挑战。

　　十年长征，万里纵横。中国正在从考古“大国”向“强国”迈进！

　 （光明日报北京8月16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