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频现，弱国承受最重灾难

　　在这一连串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中，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历史上碳排放最多的发达国家，而是碳排放最少的欠发达国家。而一些老牌发达国家，正在苛求这些弱势国家舍弃自身发展权，一起践行极严的环境标准。

　　作者 | 刘强 [日]名古屋大学

　　责编 | 高佩雯

　　回顾2019年，最热的词是什么？“我太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跳出这些网络烂梗，你将发现：“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入选牛津词典年度热词；“气候罢工（Climate strike）”入选柯林斯词典年度热词……

　　这不是媒体炒作。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气候问题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2019年，在英文领域，“气候紧急状态”一词的使用频率远超其他所有类型的紧急情况，是“健康紧急状态”的三倍多。而“气候罢工”（即为了呼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举行的罢工或罢学）在2019年的使用频率比2018年增加了100倍，远超其他短语。在中文领域， “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等词语也屡见报端，就算是对气候问题不甚敏感的普罗大众，也很难忽视各种媒体报道的冲击。

　　我们的地球如今真的是水深火热。就在这周，澳大利亚大火的消息在网上发酵：持续4个月的山火仍在继续，截至5日山火过火面积已超5.25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上升至24人，有近5亿动物丧生。救援直升机在舱外只见一片“血色”，全境浓烟甚至已经穿越塔斯曼海影响到了新西兰。除开小部分的人为纵火因素，更多讨论指向了潜在的背后元凶：全球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

　　被誉为“野生动物庇护所”的澳大利亚袋鼠岛，在炎热干燥多风的天气中火势凶猛| 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

　　据气象局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同时，上个月的热浪打破最高气温记录，这一切让原本平常的山火愈演愈烈。

　　而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之间，关系千丝万缕。系列研究认为，随着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洋流和大气环流等全球气候调控机制受到了影响，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持续上升。在这样失调的世界里，热的地方更热，冷的地方更冷，涝的更涝，旱的更旱。人类正面临严峻的气候挑战。

　　2019年12月15日，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各国就气候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遗憾的是，即便延长讨论两天，这场历时超长的谈判仍未能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碳市场机制问题”（合作减排）达成一致。

　　令人想不到是，在这一连串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之中，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历史上碳排放最多的发达国家，而是碳排放最少的欠发达国家。而一些老牌发达国家，正在苛求这些弱势国家舍弃自身发展权，一起践行极严的环境标准。

　　在这样困惑为难的局面下，地球这艘生命之舟上不同处境的人们，该何去何从？

　　气候变化，导致灾难频发

　　在已经过去的2019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引起灾难无数。年初，美国明尼苏达州以-38℃的世纪寒流创造全美极寒新纪录；同时，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以46.6℃的酷热登上80年来的温度最高峰；夏秋之际，洋面上密集的台风横扫亚洲和加勒比海，印非大地和中国华中地区经历百年一遇的大旱，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巴西亚马孙雨林燃起密集持续的大火，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爆发罕见大洪水。一连串的全球灾害清单，就如同好莱坞灾难片的无趣旁白。

　　造成这一切的最大黑手，正是人类自己。自蒸汽机问世这两百多年以来，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推进了人类大生产，也彻底改变了人类和自然的相处之道。铁皮火车头和工厂烟囱中窜出的浓烟，夹杂着大量温室气体，正在给未来的人类准备“厚礼”。

　　受限于当前的气象学研究水平，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知道极端天气事件与长期气候变化间的具体关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温室气体的不断累积导致的全球升温，是极端天气的重要起因。除了意料之中的高温，极寒、干旱、极端降雨、降雪、温带气旋等也都和它有关。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极端天气的诱因| NAS, 2016

　　根据近期发布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Global Clilmate Risk Index，来自 “德国观察”，下称《报告》），在过去20年间，共发生了约1.2万起包括热浪、飓风、台风在内的气候灾难，直接造成了全球约5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约3.5万亿美元。

　　相同的灾难，不同的命运

　　令人感叹的是，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不同国家却承受了不同的命运。

　　比如在我国，因为国土辽阔，每年各种自然灾害相累加，使得全国“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仅次于美国。不过“灾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得益于我们国家高效的国家组织力量，我国进行灾害自救和灾后重建的行动十分迅速，这极大降低了自然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但众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或地区的情况就真的不容乐观。他们不但是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国，并且经济基础不完备，社会动员能力缺失，食物、水、医疗和电力的短缺，都使得他们缺乏有效的灾害应对能力，因此所遭受的财产、生命损失也往往更惨重。更可怕的是，他们要真正直面全球变暖下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家存亡风险，未来前景可谓一片惨淡。

　　以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为例，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在“各国经济损失占GDP比例” 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其保障人民基本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灾害应对行动极度受限，在极端自然灾害面前频频败下阵来。

　　而根据《报告》统计的灾害伤亡最惨重的缅甸，仅1998-2017年短短20年间，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导致总计约14万人死亡，相当于平均每年每10万缅甸国民中，就有14人死于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直接灾害。

　　极端天气使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掀起巨浪| 世界气象组织

　　人类自刀耕火种的时代起，开始聚集成村而后发展出城市、组建成国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聚众人之力抵御各种无常灾害，这一道理至今依然。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狂暴的自然，国家力量依旧是保护百姓生存权益的方舟，很多问题，最后还是归于国与国之间的国力较量。

　　明明责任最小，为什么受灾最重？

　　当我们审视这份《报告》，回顾过去二十年各个国家和地区由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排名，不难发现一个残酷又荒诞的事实：那些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大规模工业排放，没有享受工业化果实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在这场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灾难中承受了最大的摧残。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做，明明责任最小，为什么却成了极端天气灾难的最大受害者？

　　客观地说，排在首位的是地理因素。这些国家正处在气候活动剧烈的海陆板块边缘，如海地、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都处在暖热洋流交汇或板块活动剧烈地区，极端天气和地质灾难发生频次极高，常常是前一个灾害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下一次灾难便接踵而至。这些接二连三的灾害，不仅严重迟滞了所在国家的灾害应变，让国家疲于奔命，也严重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节奏，使得国家力量建设始终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精疲力竭而总是无功而返。

　　其次便是极端事件的突发性。一些国家地理位置相对优渥，以往自然灾害相对较少。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导致的剧烈自然灾害突然袭击，国家和百姓猝不及防，应对不力从而损失惨重。比如缅甸，在2008年遭遇了罕见的特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Nargis），这一次灾害袭击就造成了超过13万人死亡。类似的还有2017年席卷波多黎各的超强飓风“玛丽亚”（Maria），使得岛上包括电网在内的基础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打击。

　　警钟长鸣，倾巢之下无完卵

　　频繁的极端天气仿佛暗示，温室气体对于气候的影响将要到达某个不可逆的临界值，留给人类自救的时间窗口正在慢慢关闭。而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各个国家，还在这场发展与减排的角力中僵持不下。其中的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间肆无忌惮的工业扩张和发展，造成这场全球性的气候灾难，他们成了强者，苦果却由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而作为弱者的欠发达国家，无论是灾害应对能力，还是未来的工业发展权，都正面临严酷考验。

　　更令人遗憾的是，从美国拒绝分配给自己的减排指标、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到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无功闭幕，全人类似乎突然停下了对抗气候变化的脚步，但极端天气袭击人类的火力却正在持续增加。

　　从国际空间站看地球，所有生命都如同在一艘船上，船沉了，无一人可幸免。作为命运共同体，人类应何去何从，无人敢轻言。但在警报长鸣的当前，厘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在全球气候变暖中的历史经纬，划分好未来各自的权责义务，无疑是最基本举措。愿2020气候大会带来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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