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万里东风起——启碇

科普中国-科普融合创作与传播 2020-11-17 作者：长征⑨号

　　随后的十年内，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外的战争打完了，国内的战争开打了；等到国内的战争打完了，国外的战争却又开打了。但是，这又是破茧成蝶的10年，在这里，我们将国内外的邪恶势力一扫而空，一个新生的国家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焕发了新的活力。

　　已经结束的战争让国家的领导人们认识到，这个国家仍然没有度过危机。没有核武器，没有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我们的头顶上终将有两片乌云。现在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是时候来考虑这些事情了。

　　1955年11月23日，哈尔滨。

　　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之后，钱学森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踏上了考察东北的旅途。此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我国重工业底子最好的东北，呈现出了一片火热的景象。

　　我们的基础到底能不能支撑起尖端国防事业，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急切想要了解的。也正因为如此，11月22日钱学森刚到中科院报到，就在周恩来总理的授意下，由郭沫若院长安排了这次考察任务。

　　翌日，钱学森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此时，他突然提出，他有两位朋友，一位叫庄逢甘，另一位叫罗时钧，他们都在这里的一所军工院校任教，希望能够见面。

　　这所军工院校，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其保密等级很高，参观哈军工是不在访问范围内的，但钱学森又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因此陪同的中科院代表朱兆祥立刻请求黑龙江省委向上级请示，当晚便得到了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通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11月25日，上午八时许。

　　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入了哈军工的校园，一群军官在路旁迎接。为首的一位正是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为了迎接钱学森，他特别起了个大早，从北京飞到哈尔滨。

　　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钱学森在陈赓的带领下逛遍了整个校园。在这里，他不仅见到了老友，也见到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时期的校友梁守槃，还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任新民——这位比他小了四岁的同行在学校里面搭建了一个固体火箭试车台，尽管非常简陋，测量发动机工作的方法十分原始，但这也让钱学森感到眼前一亮。

　　渐渐地，到了晚上。哈军工的领导教授们邀请钱学森用餐。晚餐后，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过去数年不堪回首的经历一瞬间涌上心头，他干脆地回答道：“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就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陈赓兴奋地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火箭！”

　　陈赓在哈军工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一个月的考察很快就过去了，12月21日，钱学森回到了北京。仅仅5天之后，他又见到了一位大人物——彭德怀元帅，并在元帅的邀请下，于12月底在中南海向政府、军队和科研单位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与技术人员作了一场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报告。

　　早已结束留学生涯回国，在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任职的黄纬禄也参与旁听，在英国观看V-2导弹解说的回忆在脑海中涌现，如果能参与导弹的研制，这该多么令人骄傲。

　　钱学森的报告也引起了在场开国元勋们的兴趣，不少人是第一次知道还有导弹这个东西，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种类。一时间，“导弹热”迅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传开，从无到有建设现代化国防体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钱学森也被这份热情深深感染，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我国的导弹事业搞起来。

　　1956年2月1日晚上，北京。

　　钱学森在宴会厅左顾右盼。两天前，钱学森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按照请柬上的安排，他应该作为政协增补委员，列席第37桌，但这张桌子上没有他的名字。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工作人员把他带领到了一张正中央的大桌前，他的桌签被有意临时挪到了这里，而在他左边的名字是：毛泽东。

　　回到住处之后，领袖的信任与嘱托让他全身充满了力量，“学森同志”的亲切问候犹在耳畔，他觉得自己要抓紧时间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中的毛泽东与钱学森

　　图片来源：1955年11月5日新华社记者摄

　　2月17日，大年初五。

　　一份3000字左右的意见书出现在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前。

　　这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囊括了钱学森渊博的理论基础，结合了他在东北一个月的考察经历，从航空工业的部门、组织、现状与发展计划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与展望。

　　翌日，这份报告几乎未经修改，便印发到各位中央军委委员手中，而给毛主席的一版，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在今晚谈原子能时谈一谈。”

　　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筹建导弹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下分导弹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

　　5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会议新增了导弹管理局，由航空工业委员会领导。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需要专家和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

　　搞出导弹，首先要过的就是“人才关”。早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钱学森就已经列了一个清单，涵盖了21人：

　　空气动力学方面：沈元、陆士嘉、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潘良儒；

　　航空结构方面：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

　　推进机方面：吴仲华、陈士祜、梁守槃；

　　控制系统方面：罗沛霖、林津；

　　火箭方面：任新民。

　　他们是钱学森点名要的“最高级人员”，但他们分散在中科院、哈军工等单位中，除此之外，还需要200余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而此时正是全国上下都要用人的时候，这无异于“大出血”的举动让五院的人员组建工作推进得异常缓慢，过了几个月，只有陈赓大将从哈军工调来的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四位教授报了到。为此一向儒雅随和的钱学森甚至动了火：“研制导弹究竟是搞还是不搞？要搞就应该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干多少事，不能再拖延下去！”

　　于是负责这项工作的钟夫翔在7月28日向聂荣臻元帅提交了第一份调人报告要求尽快将200余名大专院校毕业生以及几个处的干部调来。这份报告呈递到聂元帅的手上后，他十分重视，立刻找到周总理，请他一起想办法。很快，按照周总理的要求，钱学森到了北戴河，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展与人员需求。

　　此后，尽管人员调动的速度得到提升，但钱学森与钟夫翔仍然在9月11日发出第二份报告，追加了一份42名技术干部的名单。陆陆续续地，这些人从祖国的各个地方汇聚到了北京。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重返祖国一周年的日子里，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图片来源：国家航天局

　　这个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办公楼还未落成，于是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被借用，而原医院则被迁至石家庄。在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甚至还没有散去。而会场也十分朴素——就在医院的食堂，台下的座位就是几张旧条凳。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地云集了200多人，有专家、技术人员、高校代表、部队官兵以及一群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共和国的领导干部们的座位就在正前方的小土台上，那边也摆着一张旧桌子跟几把旧靠背椅。难以想象，这样一件开创性的大事件，居然是在这样一个简陋到寒酸的地方举行。

　　除了466医院之外，第五研究院还借用了解放军124疗养院与总参谋部106疗养院。这三个地方都在现在的航天桥附近，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仍然汇集了我国的多个航天部门。

　　国防部五院成立了，人也到齐了，然而工作还不能开展。因为无论是专家还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对导弹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专家团队里，此前只有钱学森系统性地参与了导弹项目，但主要是理论方面。而这些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更是对“什么是导弹”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不仅如此，不少同学的专业与“导弹”相去甚远：有学火车机械的，有学拖拉机的，看上去能沾边的大概是通信专业，但当时所学的也是基础的长途电话知识。虽然钱学森在1955年冬季在东北，1956年春季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了报告，但这些仅仅是蜻蜓点水。要对导弹有着清晰、准确的认识，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工作。

　　于是10月10日，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的第三天，在空军466医院食堂里，导弹技术知识训练班就开课了。用的教材主要是钱学森自己编写的《导弹概论》，除此之外，其它在五院工作的专家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等等也亲自出马，分别对包括火箭武器、火箭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制导理论等等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在这些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之下，这些大学毕业的新学员们因为不理解导弹而惴惴不安的情绪一扫而空，很快就跟上了学习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