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将到来的反乌托邦？（二）：欢迎《美丽新世界》

　　必将到来的反乌托邦？（二）：欢迎《美丽新世界》

　　 王偲宇

　　正如我在这个系列的序言中所说，我认为世界观才是架空文学的基石。优秀的架空世界观应该囊括法律制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等。不难想象的是，那些认真夯下这片基石的作者必然要在这片基石上盖起万丈高楼，也即是试图通过其作品表达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远不止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那么简单，其往往涉及到集体与个人、宗教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人治与法治等二律背反。架空文学只是他们将现实问题极端化的工具，他们可能因为社区中多装了几个摄像头而写出一本《全民公敌》，也可能因为怀念军旅生活、厌恶“垮掉的一代”而写出《星船伞兵》。这些极端化的架空作品之所以能给读者以代入感，与其颇具合理性的背景架构是分不开的：《全民公敌》将背景设定为20世纪末的美国，是因为只有那个经济文化皆处于至尊地位的超级大国才能支撑得起一个监控一切的高成本政府；《星船伞兵》将背景设定为只有军人才拥有投票权的军国主义社会，是因为那个社会物质丰富，娱乐至上，没什么人关注政治。这种情况下，只有军队才可以通过严酷的训练筛选出富有责任感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民。

　　当然，也有一些架空作品试图以富有感染力的设定来弥补背景架构上的不足，它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娱乐性。此处的“娱乐性”指的不是“轻松、愉快、刺激”，而是“迎合大众”。反乌托邦三部曲中，《1984》就是典型的娱乐作品，它为了迎合大众对反极权、强调个体自由的强烈需求而塑造了一个毫无优点的大洋国。面对这个民生凋敝、战乱频繁、人人自危、统治极其黑暗的反乌托邦社会，读者们无需再将个体的自由与富足的生活、丰富的娱乐、平等的地位等元素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衡量，只需要酣畅淋漓地站在自由的制高点抨击一切“老大哥”就好。至于这样的社会需要多么高昂的行政成本，为了满足这种行政成本又需要怎样的税收环境，乔治•奥威尔一概不作考虑。很多古墓派公知将自由民主与繁荣富强毫无逻辑地划上等号，十有八九是受了这本小说的影响。这样极端的背景建构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中才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否则就只是在拿着绝对正确的子弹隔空打靶而已。多亏了现实社会中诞生了网络这种缺少法律力量约束的极端环境，《1984》才有了用武之地。

　　三部曲中的《美丽新世界》，则堪称背景建构的典范。正是因为其基于当时现实社会作出的虚拟背景建构极具合理性，才显得这本小说极具预见性——它本就是赫胥黎在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优缺利弊后对未来作出的预言。事实也证明，《美丽新世界》中预言的很多现象在现实中已经出现，甚至都司空见惯了。因此，无论是拒绝、延缓还是准备接受美丽新世界的到来，了解其现象之下的制度建构都是有一定必要的。

　　三是一个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数字，而巧合的是，笔者认为美丽新世界中的种种现象也可以分成三类，每一类现象又恰好各依靠三种制度或措施而存在。

　　首先就是《美丽新世界》与《我们》最显著的区别之一：种姓隔离。依照外貌与智力的差异，世界国——其实我不想说它是个“国”，这个东西分明就是个巨型企业——将国民——同理，比起国民，称他们为员工更为合适——划分为五个种姓，各有不同的生活与工作区域。上等种姓与下等种姓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种姓歧视，每一个个体都对自己所属的种姓具有极强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这一诡异的现象是由三类措施共同决定的：基因改造技术、社会化抚养与本能教育法。基因改造技术使得每一名员工在受精卵状态就定好了不同的智力与长相，上等种姓（如阿尔法、贝塔）身材高挑，长相出众，智力发达，而下等种姓（如德尔塔、厄普西隆）则身材矮小瘦弱，长相平庸，智力低下。而他们的基因之所以会被操控，是因为世界巨企实行社会化抚养，通过打散家庭、污名化自然生育等方式来接管人类的繁衍天职，并设立孵化与设置中心，使用试管和母猪腹膜片来量产新生儿。在此期间内，护士会通过注射激素和药物等方式来对胚胎进行人工调整，使其免疫疾病、延缓衰老、改变生理本能并呈现出不同的相貌与智商。新生儿出生后，还要对他们进行群体性抚养，以不间断的广播对不同群体的婴儿灌输不同的种姓意识，并通过巴甫洛夫教育法重新塑造不同种姓之婴儿的本能，举个例子就是，最低级的厄普西隆是不需要热爱大自然的，因此每当厄普西隆新生儿伸手去摸五颜六色的花草时，都会被电击，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因为恐惧而在本能上厌恶花草自然；与此同时，它们头顶的广播喇叭则会24小时无间歇高强度播放洗脑录音，将种姓意识刻在它们的DNA里：“厄普西隆是最幸福的种姓，因为……”。从出生到幼教，巨企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名员工，甚至毫不介意向所有人公开展示这套划分种姓的基础方式，而每一个了解这套制度的人也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制度自信吧。

　　在这个科技极其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中，将员工煞费苦心地分为五个种姓是否还有意义和必要？经过了上述措施，能否真的将种姓意识注入员工的思维？上述的种种措施又是否违背法律法规？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笔者之后再作讨论。接下来是第二类现象：娱乐至死。

　　这一点在现实社会中都快被人说烂了，然而本书对于“娱乐至死”的描述与现实社会确有一些差别。现实中的“娱乐至死”与上文中的“娱乐性”一样，并不是“轻松快乐”，而是“迎合大众”。媒体不会考虑如何让观众快乐，它们只考虑如何博取最多的眼球、赚取最快的金钱。如果观众对悲剧燃起了兴趣，那媒体也不介意批量制造悲剧。但美丽新世界中，娱乐指的就只有快乐、幸福。媒体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给予大众最甜腻的幸福感才创造了各类宣传物。其实这种行为很好理解——当全球所有的产业与资源都被一所巨型企业垄断时，盈利对它来说就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保持稳定的垄断地位才是巨企新的使命；现实中的“娱乐至死”往往会加速受众的情绪波动，导致受众对周遭的人与事逐渐麻木与冷漠，只关心远隔千里、甚至只存于虚拟之中的喜怒悲欢。这种“娱乐至死”是个人的选择，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大声疾呼，号召社会警惕这种现象。但美丽新世界中，“娱乐至死”俨然成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快乐与幸福是每个员工的义务，他们没有选择孤独与悲伤的权利。当一个人陷入悲伤、想要独处时，他身边的同事与朋友会主动来关心他，和他一起玩乐，甚至还会有魅力四射的异性主动投怀送抱。如果这个人就是不为所动，坚持要做一个抑郁的孤独患者，那么他会被巨企调职到某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不再有影响其他人的机会。在那个美丽的新世界，每个人都要被迫接受“娱乐至死”的命运。很难说这两者哪个更烂，对笔者而言，书中的世界倒比现实更有吸引力一些，可惜，笔者没得选。

　　为了维持这种“娱乐至死”的社会风气，巨企同样采取了三种措施：药控荷尔蒙、宣传物刺激、集体主义。顾名思义，药控荷尔蒙依靠的是嗦麻、荷尔蒙口香糖以及直接注射激素等方式来给予员工最直截了当的情绪刺激。由于笔者对毒品毫无了解，所以只能以书中的描述总结一下嗦麻的效果：它可以让人做一个香甜无比的白日梦，但是吃多了会醒不过来。在宣传物刺激方面，则与现实社会大同小异：官能小说、爆米花电影、劲爆音乐电台、娱乐八卦新闻等等，只是多了一项对严肃文学的禁令而已。笔者曾参加过清北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与法学”讲座，由朱苏力老师与冯象老师担任主讲人。苏力老师认为，严肃文学往往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指引社会、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在法制不健全的时代，严肃文学往往很有市场。当法制健全之后，法律代替文学成为了社会规范，文学的教化性逐渐减弱。严肃文学逐渐失去了市场，文学作品的娱乐性越来越强。然而，苏力老师认为，娱乐文学属于虚拟的刺激，依托现实社会的严肃文学属于真实的刺激，虚拟的刺激终究不如现实的刺激，严肃文学肯定会有再兴的一天。严肃文学虽然会带来更大的刺激，但也会引起人民的思考，创造出美丽新世界中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巨企对于严肃文学的禁令也就不难理解了。说起集体主义，经过公知、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和普世价值的多年努力，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该怎么将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则与集体主义天然挂钩。然而，可能大多数人已经忘了，当年是资本主义通过工厂制度将每个个体都异化为机器上的螺丝钉，《共产党宣言》反而要斩断无产者身上的枷锁。如此而言，为了利润而轻视个体才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艺能，而这一传统艺能被美丽新世界选择性继承。选择性指的是，巨型企业在宣扬集体主义的时候只是为了维稳，并不是像老祖宗那样为了剥削个体、提高效率、扩大生产。因此，美丽新世界中的集体主义似乎像是个绣花枕头，没什么实用价值，只是一系列社会思潮，如消费主义、开放性关系等的副产物。但当这种副产物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后，就会为其余种种思潮添加一个“从众”BUFF，让它们在员工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对于嗦麻、激素等药品，早有法律规章来进行管制，但管制主要考虑的是药品对人生理健康带来的危害，包括直接的摧残生理机能和间接的生理依赖性。但是能给人提供短期强效刺激的东西可不仅仅是药物，也不仅仅是生理上才具有依赖性。虽然否认“网瘾”的存在已经成了网络世界中的政治正确，但笔者还是认为，现实社会中，具有短期强效情绪刺激效果的短视频往往会让人产生极强的心理依赖性，某些内容会产生错误引导的短视频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药物的依赖性可以通过医学检测得出，并以此作为判断药物是否被划分为毒品的标准，那么短视频的心理依赖性也可以进行医学检测，依照依赖性和社会危害性，将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依此对危险等级的短视频进行封杀。由此，起码能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飞的慢一点，让我们感官麻木的速度也慢一点。

　　美丽新世界中最后的现象则是现实中早已司空见惯、甚至隐隐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态度的消费主义。虽然两者都提倡买买买，推崇断舍离，采取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的策略，但美丽新世界的大背景毕竟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巨型企业，其主导下的消费主义自然与现实社会中为了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而花样百出的消费主义具有一定差别。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消费主义可能代表着一种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而对于巨型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放弃未来。巨企使用各种手段疯狂鼓吹消费主义，包括各种宣传口号和恰到好处的制度设计。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员工们可以尽可能活在当下，放弃未来。巨企放弃了一切可以促进科技进步的手段，其对于“科学”的态度是只进行应用研究而不进行理论研究。虽然这个美丽新世界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它其实已经失去了生机，沦为了一个停滞的社会。但即便如此，巨型企业也没有想象出“借花呗给女儿过生日”这种阴间手段来助长消费主义。巨企提倡的消费主义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令员工通过消费来获得快乐，而现实中的消费主义则是恨不得逼着消费者今天就花光明年的钱，通过消费来获得焦虑，进而更加心甘情愿地996。与现实相比，美丽新世界中社会停滞的表现之一就是，巨型企业的流水线式自动工厂早已能在减少现有工人三个半小时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满足社会的商品需求，但更多的休闲时间意味着更难满足的精神需求和更不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巨企宁愿降低生产效率也要保持每日七个半小时的工作制。笔者坚信，对于那些真正的打工人而言，《美丽新世界》绝不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而是一本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宣言。

　　《美丽新世界》也的确具有和乌托邦小说类似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笔者在研究其背景建构时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巨型企业搞一胎多生、增加人口的意义是什么？当工作变成了一种维稳手段而不再能创造社会价值，当科学发展停滞、社会已不需要创新与进步，那么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应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社会为何还需要这个人？如果多余的人口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降低社会效率，浪费社会资源，那么大批量的创造人类又有何用？

　　可能是未来的巨型企业在努力为现代的996打工人创造投胎条件，实现真正的福报吧。

　　即便我们不能阻止书中的反乌托邦的到来，起码也不要让现实变得比书中更坏。当读者开始期待美丽新世界的到来时，才是对现实生活最大的讽刺。不让现实变得比反乌托邦小说还要反乌托邦，是法律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