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酱很好吃，但为什么看到有人拿手捡，我却恶心得想跑

　　科学问题跟点评网站不一样。科学问题当中并不是说谁得到的支持者更多，道理就一定对。

　　我们如果想要去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就要去归还功利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合乎理性的、从社会层面符合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哲学理念。

　　2020年10月24日，“我是科学家”第27期演讲现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刘于思带来演讲：《说好了做科普，为啥我看有些内容，就是很闹心》。

　　以下为刘于思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叫刘于思。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科学传播的研究者，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产生的一些困惑。

　　说好了要做科普，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看到有些内容的时候，本能的就是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闹心，甚至有些时候还有一点恶心？

　　为什么人类经常喜欢用“恶心”这个词去形容一些现象？

　　说到“恶心”这个词的时候，我愿意从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讲起。

　　这个小故事发生在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很炎热，我陪我家属去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做得是挺成功的，但是手术之后发生了一幕比较滑稽的场面——医生在医院里追着我，然后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疯狂地奔跑。

　　我为什么奔跑？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医生要拿出一团阑尾炎手术之后切下来的部分给我确认。我非常怕看到这一幕，即便这个人是我非常亲近的人。所以在本能的驱使之下，我迅速在医院的走廊里奔跑，最后成功摆脱了医生对我的追逐和围剿。

　　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医生后来在一个角落里把我捕获了。

　　他说：“你跑什么跑，你不要再跑了！”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说：“怎么了？为什么要把你们的手机拿给我，这是送给我的吗？”

　　医生说：“你想多了。但我们这边有规定，即便你再怎么不敢看，切下来的阑尾，我们也一定要让家属确认并且签字。所以切下来的阑尾我们已经处理好了。我怕你看到不适应还打了一个码，这个图片你应该Ok了。”

　　我当时觉得，似乎看图片会好一些。但是本能上我还是会觉得这个图片我看不了，总是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小小的阴影。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

　　第二个故事，这张图可能有的朋友似乎在其他场合见到过。

　　比如说当大家想恶作剧一个自己很亲近的朋友，送一个生日礼物，或者说一个小小的节日纪念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搞一个恶作剧。这种用巧克力做的，很像是人体代谢物的一种食品，被摆到大家面前的时候，你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看起来好像还行，虽然它的形状不太友好，但是扶我起来我还能吃？还是说不管怎么样，不管它是多么美味的巧克力，多么昂贵的巧克力，只要做成这种形状，我一定不要吃。

　　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是可以吃的，甚至它是很好吃的，但是它长成这个形状，可能有些人就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排斥的情绪。

　　接下来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一位朋友的故事。

　　那么大家如果近期去北京的话，可能会知道老北京有一个网红食品，就是吃火锅的时候蘸的酱，这个酱叫“二八酱”。它的配比大概是二分的花生酱，兑上八分的芝麻酱，看起来非常的美味，据说这种对涮火锅的食物是最友好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排着队去买。

　　我的这位朋友一口气买了三份。但贪多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说他拿着芝麻酱过马路的时候，其中一份就洒在了地上。

　　出于维护公共卫生的考虑，我的朋友就用手把酱捧起来，丢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周围的路人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异样的眼光，说你看那个人他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能够带给一些想象，我们作为正常的人类，我们在看到一些形状上类似让我们不快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好像有一些恶心。

　　我是一个微博重度用户，我平时经常会在微博上刷些有的没的，作为紧张的科研生活的一种调剂。

　　有一天我刷出来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小女孩用“恶心”来描述父母出去玩没有告诉自己。或者看到父母的亲近行为，她在内心产生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就用恶心来形容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这种亲密举动。

　　其实人类还会用“恶心”来去形容这样的现象：既不关乎食物，也不关乎人类的这种亲密行为，而是关乎在公共场合的道德。比如说在门口排队，如果有人插队，可能你的内心也会有一丝丝这样的不快，你会用恶心去形容某一个插队的人的行为。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开手机外放，我们在公共场合想要安静的时候，有人打开了手机，疯狂外放、循环一些音乐。

　　海底捞这家著名的火锅店，总是排队有很多人，突然有人就爆出说好像有一些人是靠花钱来节省掉自己排队的时间，就会有人用恶心这个词来形容花钱插队的行为。与此同时，因为它又是关乎大家想要去吃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就会说，我突然觉得这个火锅我不是那么想吃了，我觉得恶心了。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故事，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中去表达恶心。

　　从我们的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讲，其实“恶心”这个词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会有类似的表达。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翻译成“厌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表达恶心的时候，用的面部表情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恶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

　　对于科学内容的传播来讲，好像这种情绪离科学很远。但其实科学传播当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觉得恶心的东西。

　　刚才我讲的几个小故事，我注意到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对于每一个故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故事可能我觉得很恶心，但是大家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恶心，所以这说明可能不同类型的恶心，以及每一个人感受到恶心的程度会有所不同。

　　人类的恶心，至少从两个层面上去区分，生理性的和社会性的恶心。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购买过鲱鱼罐头，很多美食节目都曾经推荐过这个东西，如果说您吃过的话，您就会觉得看着这张动图，这个味道就能够直接扑到自己面前来。这可能是世界上几种最臭的食品之一。

　　你看到这样子的东西觉得恶心，其实这是一种跟口腔，跟你的身体，跟你的生理有关的一种狭义上的恶心。

　　那么广义上的恶心，可能会关乎人类的这种性行为。包括在社会层面上已经形成的社会规则，如果被打破了，有些人也会用恶心去形容这样的行为。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可以结合刚才我们举的火锅的例子。

　　当你对某种食品感到恶心的时候，当你有这种生理性恶心的时候，你对于社会层面的恶心，你的判断的标准会变得更加苛刻。也就是说一旦这种刺激产生，不管刺激是关乎你要判断的现象，还是和你要判断的现象无关，可能你都会变成一个在道德上非常容易给别人挑刺的人。

　　当我们对一个现象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动用情绪作为判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本能的感到恶心，而并不想知道它背后究竟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

　　那么我这边给放了两张图，一个是汽车，另一个是蜘蛛。很多人其实对蜘蛛是会有一些这种本能的生理反应的，类似的还有蛇，有些可能朋友看到蛇之后，是会感受到一种寒意的。

　　根据我们对现代生活数据的处理，我们当然知道汽车诱发的事故率、造成的致死的情况，远远高于蜘蛛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但为什么我们看到汽车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好危险、好恶心，看到蜘蛛的时候就会这样想？

　　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证明了我们在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直觉去思考的。

　　这张图上是一杯果汁。如果我告诉大家这杯果汁是新鲜的，刚榨出来的，可能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但如果我说这杯果汁刚刚被蟑螂爬过，但我们是为了做一个科学实验，后来我们用非常严格的方式去净化了果汁，使得它完全达到了人类可以安全服下的水平，有多少朋友会愿意去喝这样一杯果汁？

　　我知道它被爬过了，但是它消过毒了，理性上来讲它是可以喝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去喝这杯果汁。在面对被污染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宁可信其有的人类的本能，一种生理上的保护机制。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其实最近几年在进化心理学领域，我们有一个比喻叫做“象与骑象人”——它比喻的其实是人类的理性和直觉间的关系。

　　当我们有理性的时候，好像人可以去驾驭大象。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知道大象也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朝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奔跑。

　　所以在很多数的时候，人类的理性其实不一定能够100%发挥作用。人类还是会按照自己的直觉去判断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朋友在路边捧着一捧芝麻酱，想要扔到垃圾桶里的时候，你会本能的不管它捧的是什么，掩住自己的口鼻，然后迅速离他越远越好。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一旦我们开始觉得有生理厌恶，这个时候社会厌恶的生成会使得这两种厌恶的效应被同时放大。

　　有一个例子就是基因编辑婴儿，很多人觉得完全无法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直觉上觉得这污染了物种的纯洁，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放大。比如说是不是有钱人就更有机会变漂亮？更有机会变聪明？

　　所以这两种效应实际上是会互相放大的。这种效应引向了我们对于身边的一些社会现象的理解。

　　这张图是一个网友自己创作的作品，大概暗示着我们把哺乳动物的基因植入了鱼类的体内。这张图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物种被污染了，它被转过基因之后就不再是原本的这条鱼了。

　　当我们面对一条身上长着虎斑的鱼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吃它吗？

　　我们都知道转基因领域，目前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它的风险是很低的，它能够带给人类的收益是很高的。当我们明明知道有这样的共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张图，可能还是会本能地抗拒吃这样的食物。

　　并且某种程度上讲，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决定的权利，甚至没有知情的权利，所以这种厌恶被进一步放大了。

　　很多社会现象也是类似于我们举的例子，既有生理层面的这种厌恶，比如说你不知道自己吃下去的是不是基因，我吃了基因之后，我自己的基因会不会产生变化，还是说基因本身从化学式上来讲，它会被人类的这个消化系统所消化掉。同时，这个决定究竟是谁做出的，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甚至我们能不能去主动拒绝这件事情。

　　这两种厌恶在一块，就会有一个互相放大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用直觉去向人们说明转基因食品不能吃的诉求，开始有了它流行的空间。比如说这些说法其实更接近人类出自于本能，出自于直觉的一些期待。它也不需要我们从科学信息加工上付出太多，就可以让我们很舒服地去相信。比如说有一些阴谋论的观点，我们理解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很费力。

　　有些时候我们看了科学信息之后记不住，但是看了一些不是那么科学，但是很有趣的信息的时候，反而是很容易记住的。

　　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自己接触过哪些在直觉上有吸引力的反转基因的观点。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其中有一种叫做民间生物学。民间生物学强调说，生物的唯一一种不可变的核心决定了生物的本质。作为一个人来说，一旦你的基因被编辑了，你就是一个似人非人的这种产物了。

　　对于食品来讲其实也一样。有的时候我工作很忙，我的妈妈会打来电话说多吃点核桃。然后我就会反问说，为什么吃核桃就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这种工作的苦恼？我妈妈说这个还用怀疑吗？核桃的形状看起来就是很补脑的，以形补形。

　　它的形状神似一个东西，从直觉上它看起来能够产生功效。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种反对某种科学技术，或者说反对人们的理性加工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是，我们只要静静地期待物种自己演化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人工去改变这些东西。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技术出现，很多人会认为人类又在扮演上帝，或者说扮演神的角色了。

　　如果有一只长成这样的一只小老鼠，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会产生一些内在的怀疑——就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用了老鼠，但是大家可能会从它的翅膀去判断它是一只蝴蝶，或者说是一只羚羊等等其他的东西。这个时候这种生物给人带来的恶心，或者说冲击感是非常强的。

　　这个漫画的作者他也配了一段这样的文字，他说我们吃的是转基因食物，那么动物可能也会吃这种转基因饲料，动物吃了转基因饲料之后，动物会不会变成转基因的动物？如果说上帝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当中就体现了一种既怀疑生物的纯洁性，同时又怀疑人类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双重厌恶感。

　　第三种所谓的反转的直觉上的诉求，就是这种厌恶或者恶心的情绪。

　　我不去多想，当我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行，我不要吃。这个番茄长得像南瓜一样，然后它会觉得说我自己不纯洁了。很多要吃它的人也会觉得，一旦我吃了这样的东西，我是不是也不纯洁了。

　　很多人会产生类似的想法，这些直觉上的想法对人们来讲，是更容易去理解和接受的。

　　怎么办？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研究团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我们明白对于很多所谓的不纯洁的东西的厌恶，是一种人类靠直觉的本能之后，我们看了大量的这种相关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就建议，我们让读者冷静一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去相信的策略。我在做实验之前，也觉得我不要相信，为什么我们让别人冷静一下，这个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是实验的结果没有欺骗我。在给大家展示了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原理之后，我们让实验组去重新评估了自己在做出判断时的情绪。比起控制组，也就是没有去评估自己在做决定时的情绪的人来讲，冷静之后的人对于这些被人工改造过的、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讲很安全的东西，他们的判断实际上会更加积极，或者说更加接近于科学界的共识。

　　我们知道做科学判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做道德判断。比如说转基因食品，或者发展转基因技术究竟是不是道德的？

　　大家有很多理由去做判断，有人做这个决定完全靠自己的直觉，我是一个反转者，我就是要反它，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反正反对就对了。还有一些情况是，比如我们根据做转基因技术的人是不是一个有美德的人，去判断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道德规范。这是美德伦理学的一种思考的类型。

　　还有两种类型，一种我们叫它道义论，就是我们去评估行动本身是不是符合道德的。

　　最后一种我们叫它结果导向，就是我们非常理性地看待整件事情的结果。包括我们去评估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性价比，包括我们去考虑这件事情的风险有多大，带来的利益有多大，它带来的利益是不是能够超过它的风险，以及这个风险本身是不是可以控制的。

　　后来我们的实验就发现，如果说我们能够促成科学传播的受众向着结果导向的方向发展，其实大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评价会变得理性得多。

　　所以我们发现，情绪的重新的思考，包括自己冷静一下，以及把道德判断标准向结果导向去切换，实际上更能促成理性的思考。

　　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潜在的困难。

　　结果主义导向在道德心理学当中的说法叫做“功利主义”。

　　有些时候我会和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说，其实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功利主义哲学的书。我的朋友给我截了这样的几个图说，你为什么推荐这种畅销书给我，人应当少付出，多要一些回报，这种畅销书有什么营养吗？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其实功利主义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我们在翻译当中用的“功利”一词的负面影响所覆盖。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如果想要去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其实是要去归还功利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合乎理性的、从社会层面符合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这种哲学理念。我们要为它正名，我们要认为这种理念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理念。

　　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说恶心这件事情，但是在我们去做科学传播的过程当中，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现象，它指的就是我们不靠自己认真思考，而是靠一些线索，靠一些自己的情绪，靠自己的直觉去做判断。

　　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当我们自己最终在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会犯一些直觉主义的错误。

　　比如说大家如果在知乎上去搜索一些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同样的两个回答，如果其中一个点赞得很高，你可能就会倾向于相信得到更多点赞的答案。这种情况其实很类似于大家约好去哪里吃饭，我们查一下一些点评网站，哪一家的评分高我们就去哪家吃。

　　可是科学问题跟点评网站是不一样的。科学问题当中并不是说谁得到的支持者更多，这个道理就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心去想一想，我自己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取名是一种玄学。当我们把厄尔尼诺现象给它取个名字叫“全球变暖”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会不相信的。

　　为什么不相信？

　　是因为我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讲，好像某一年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怎么你跟我说这个北极熊已经没有冰面可以生活了，北极熊不是可以游泳吗？我每天这么冷，怎么没有人来关心我？

　　大家其实都是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评价一个科学现象是不是存在。这个案例在整个科学传播界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它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取名的适当性也就决定了公众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

　　我自己也会承担一些《数据新闻》课程的教学任务。科学传播当中的一些研究发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列数据，不如你好好去讲一个故事。

　　比如说这个视频，是日本的一家电信公司做的一个小小的宣传片。他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一边玩手机，其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位科学家通过模拟的方式，告诉大家——当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的时候，能够成功通过这条街的人数其实是非常少的。人们总是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轻则你把别人的手机撞飞，重则可能你自己会摔倒，甚至会引起一些交通事故。

　　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科学地去决策。但当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你会想要告诉自己身边的人，告诉陌生人走路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吗？

　　有些时候，一个非常复杂的数据新闻，不如一个故事的冲击力那么大。这就是发生在合肥的一件事情，这个姑娘看起来摔得非常疼。我不知道这位姑娘现在怎么样了，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这个小视频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在下地铁通道的时候看手机。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暗自对自己说，至少下楼梯的时候不要再看手机了。

　　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说孤例不证。当一件事情只有一次孤立的发生几率的时候，这可能不见得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为什么单独的一个个案要比所谓的数据说服效果更好？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也来源于我们从个人的经历，从叙事的角度来讲，更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对一些所谓的科学论据感到闹心的时候，往往是直觉在产生效果。也就是说，你的大象有它自己的想法，它跑向了它想去的地方。

　　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发言的成本非常低，我们都是靠自己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情绪去发言，那科学传播还有任何做的空间吗？

　　很多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悲观。比如说一旦我们开始跟别人去理性的讨论，就会被贴上“你是一个杠精”的标签。你就是一直要跟别人辩论，直到你胜利了为止。有些时候还会被别人贴上“三观不正”的标签。

　　科学传播究竟还怎么搞？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要回到对于科学传播对象的理解上。我们都知道在当前去做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工作，其实主要有两个渠道，其中一个渠道是我们靠科学教育，靠学校里面的这种科学教育来进行。那么另外的一条就是在大家走出学校之后，我们靠科学传播去进行。

　　一般来说科学传播里会有两个大的分支，其中一个是在科学家内部进行的，一种不同学科，或者说不同小的分支之间科学家内部的交流，另外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众理解的科普工作。

　　相比于科学共同体来说，其实公众理解科学的一大障碍是——公众的科学基础是不一样的。有些公众可能就会面临听不懂的困难。相比于科学教育来说，科学普及这个工作没有任何的强制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考试，通过学分这样硬性的约束去考核。很多的公众处在一种我不想听、我不愿意听的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作为科学传播研究者， 我的一个想法是，首先我们要知天命。

　　我想讨论的是，人类的进化速度没有技术本身进化速度这么快。换句话说，人类的心理实际上跟不上我们所用的工具的进化速度。尤其是当科学传播是要向公众去解释社会当中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时，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内心还是会对这种技术的发展有一些直觉上的抵触的。

　　知天命就够了吗？我认为是不够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人事。尽人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地去做科学论证。尽管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说服比论证更有效果，但是好的科学传播依然是建立在科学论据的基础上。

　　比如说这些动图和数字，其实就是日本的电信公司做的一个改良之后的广告。这个广告结合了人们的直觉和理性思考。比如说这组数据告诉我们，有99%的公众会认为走路的时候玩手机有危险，但是还是有73%的人会在自己走路的时候继续玩手机。

　　当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之后，公众还是不愿意去相信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广告当中用了幽默这种夸张的手法去描述，一旦你走路的时候玩手机会引起哪些你自己不想看到的后果。

　　这是我会认为我们未来的科学传播要努力的一个具体的方向。我会觉得在科学传播当中，有很多小的细节是我们要不断去努力的。比如说说回到我们前面说的恶心这件事情，恶心当中的一个来源，比如说转基因食品这件事情，是公众觉得自己没有决策的权利。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这项研究的发现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向公众去传递转基因具有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利益的时候，至少在谈论它的利益的时候，要保持开放的姿态，让公众自己去判断，而不是强行告诉别人这个东西就是好。所以当我们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会觉得科学传播非常有希望，我们一定能成功。

　　直到我看到了知乎上有这样一个讨论——日本有些地区想要立法，让走路的时候玩手机这件事情，写进被惩罚的行为的这种法律的规定。别人问，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有一位网友的回答是，写到法律里是好的，但手机也很好玩，我还是要在走路的时候玩手机。

　　这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还需要各界的科学传播者共同去努力。

　　演讲嘉宾刘于思：《说好了做科普，为啥我看有些内容，就是很闹心》 | 摄影：V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