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眼金睛就能看出对方一定在撒谎吗？

　　在纽约长岛，警方认为，17岁的马蒂·坦克勒夫在家中发现母亲被捅死、父亲被打成重伤后，表现得过于平静。于是，警方未采信他的无罪申辩，最终他因谋杀被判入狱17年。在另一起案件中，警探发现，16岁的杰弗里·德斯科维奇在自己的高中同学被勒死后，表现得十分心烦意乱，并且急于帮助警方破案。同样的，警方也认定德斯科维奇在撒谎，最终他也因谋杀服刑近16年。

　　坦克勒夫似乎不够沮丧，而德斯科维奇又看上去过于沮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又是如何暴露出两人心中隐匿的犯罪感的呢？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欺骗研究员、心理学家马利亚·哈特维格解释说，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人，后来都被证明无罪。他们其实都是大众误解的受害者。人们总以为，他们可以凭借对方的行为来判断他/她是不是在撒谎。在各种文化中，人们相信，诸如眼神躲躲闪闪、坐立不安和话说结巴等行为，都暗示对方在撒谎。

　　但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人员依然没有找到充分证据来支持这种大众观念。哈特维格说：“作为专门研究撒谎的学者，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他们能辨别撒谎者。”这种过分自信导致了严重的司法失误。对此，坦克勒夫和德斯科维奇深有体会。哈特维格说：“对社会和错误判断的受害者们而言，未能准确分辨谎言的代价是巨大的。”

　　心理学家早已知晓分辨撒谎者十分困难。2003年，现隶属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和她的同事们对科学文献进行梳理，收集了116个比较人们在说真话和假话时的行为表现的实验。这些研究评估了102种可能的非语言暗示，包括眼神躲躲闪闪、眨眼、大声说话、耸肩、改变姿势以及头、手、手臂或腿的动作等。所有这些非语言暗示都不足以暴露撒谎者，尽管有少数行为存在弱相关性，比如瞳孔放大和说话音调略有增加（人耳无法察觉）。

　　三年后，德保罗和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又对206项研究进行了回顾。这些研究共涉及24483名观察人员，判断4435名个人的6651次交流的真实性。不管是执法专家还是学生志愿者，他们判断交流真假的准确率都不到54%，比随机选择好不了多少。在个别实验中，准确率在31%到73%之间，规模越小的研究变化范围更大。邦德说：“在规模小的研究中，很明显，运气占较大因素。但是研究规模足够大时，运气的因素就不那么明显了。”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和应用数据分析师蒂莫西·卢克说，这种规模效应说明，有些实验得出的较高准确率可能只是偶然。他说：“如果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比较明显的影响因素，那么可能这种影响因素压根不存在。”

　　常识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一个人说话时的音量或行为来判断他们是不是在撒谎。但是，当科学家研究这些证据时，他们发现很少有线索与是否撒谎真的存在显著关系。即便少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性，也不足以成为可靠的指标。

　　然而，警方专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实验不够现实。他们认为，说到底，在心理实验中被要求说假话或说真话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学生）所要承担的后果，与审讯室中或证人席上的犯罪嫌疑人需要为撒谎承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John E Reid & Associates的总裁约瑟夫·巴克利说：“他们说谎没有任何风险。这不是真实的、相应产生的动机。”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曼莎·曼恩说，二十年前，她刚对欺骗研究感兴趣时，觉得警方的这种论点有一定道理。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她和同事阿德特·韦瑞先是观看了数小时的警方审讯录像带，审讯对象是一名已定罪的连环杀手，然后挑出三个已知的真话和三个已知的假话。接着，曼恩让65名英国警官观察这六个陈述，并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由于审讯以荷兰语进行，这些警官只能凭借非语言线索进行判断。

　　曼恩说，警官们的准确率为64%，比碰运气要好一些，但仍不够准确。而那些称自己依赖诸如“撒谎者不敢直视”或“撒谎者坐立不安”等非语言刻板印象的警官，表现最差。事实上，这个连环杀手在说谎时，仍旧保持眼神交流，并且一点也不焦躁。曼恩说，“毫无疑问，他很紧张”，但他有意识地在控制自己的行为，以扰乱刻板印象。

　　曼恩和韦瑞后来又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们收集了谋杀了亲属但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悲痛否认谋杀行为的家庭成员给出的真实和虚假陈述。然后，他们让52名荷兰警官分别陈述的真假。结果，荷兰警官的表现并不比碰运气好多少。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觉得情绪表现是真实的警官，表现最差。但这又说明什么呢？曼恩解释说：“如果丈夫谋杀了妻子，他有理由感到悲伤，或因为懊悔、或因为被逮住。非语言行为是如此古怪。如果你太关注诸如情绪等非语言行为，你会掉入陷阱。”

　　后来的大规模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哈特维格和邦德回顾了一些比较人们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谎言能力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人们可以更好地分辨警方审讯中犯罪分子或被错误指控的嫌疑人说的谎，而难以分辨实验室志愿者撒的谎。

　　刻意掩饰

　　从连环杀手到实验室中撒小谎的学生，所有这些实验中的“谎言”都是从口中说出来的。但是，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曼恩对非语言的欺骗进行了研究，比如人们尝试掩盖非法活动的时候，这是一种与侦查炸弹携带者或走私者有关的欺骗类型。她招募了52名大学学生志愿者，让他们登上去另一个城市的渡轮。同时，她让其中一半的学生携带一台据说存有敏感照片的笔记本电脑。曼恩叮嘱他们，努力尝试融入人群，不要显得“形迹可疑”，因为有人会尝试揪出他们。另外一半的学生则携带一部常规的手机。曼恩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掩饰行为的指示。

　　当曼恩向另外104名志愿者展示渡轮视频，并让他们找出“走私者”时，观察者的成功率并不比随机猜测来得更好。在后续的采访中，“走私者”说，他们当时很紧张，但他们会有意识地表现出正常行为，并采用听音乐或使用手机等策略来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

　　接着，曼恩又提高了风险。她招募了60名新志愿者，让其中一半的人藏好装有俄罗斯、埃及和韩国现金的信封，而另一半人则没有“走私”任何东西。但是这一次，曼恩让两名研究员一共登上渡轮，四处走动，并对乘客进行检查，似乎是将他们的容貌跟手机上的照片进行比较。

　　然后，曼恩也让120名观察者观看视频，并找出“走私者”。这次，他们的准确率只有39.2%，低于随机。曼恩解释说，这是因为“走私者”会有意识地让自己表现地更加正常，而“无辜的”对照组志愿者纯粹是自然行动。他们对突击检查表现出的惊讶，让观察者以为这是心里有鬼的迹象。

　　佛罗利达国际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纳德·费舍尔也协助培训联邦调查局人员。他说，欺骗者可以成功掩饰紧张情绪的这一发现，正好填补了欺骗研究中缺失的一部分。“很少有研究将人的内在情绪与其他人观察到的蛛丝马迹进行比较，”他说，“关键的是，说谎者确实会感到更加紧张，但这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和他们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一样。”

　　诸如此类的研究，让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寻找欺骗的非语言线索。那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辨别谎言吗？如今，研究欺骗行为的心理学家更有可能会关注语言线索，尤其是放大说假话者与说真话者之间差异的方法。

　　例如，审讯员可以有策略地将证据隐瞒更长时间，让嫌疑人更加自由地说话，从而让说谎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一项实验中，哈特维格向41名受训警员传授了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正确分辨出谎言的概率达到了85%，而另外41名未接受该培训的警员，他们的准确率依然只有55%。哈特维格说：“我们看到的是，准确率的显著提高。”

　　另一种审讯方法则涉及空间记忆，即让嫌疑人和证人描述与犯罪现场或不在场证据有关的场景。因为这可以提高记忆力，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提高更多细节。去年，曼恩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项模拟间谍任务的研究。在研究中，122名受试者在学校食堂见到一名“特工”，交换密码后收到一个包裹。在随后的描述采访中，研究人员让他们讲述在食堂发生的事情。与比被告知隐瞒这次间谍任务的受试者相比，被告知实话实说的受试者提供的细节要多出76%。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的共同作者哈尼恩·迪布说：“你在描述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重现当时的事件，这有助于提高回忆。”

　　这次的实验设计也得到了英国警方的协助。在深陷错误定罪和屈打成招等丑闻之后，英国逐渐开始采取非有罪假设审讯的方式，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正式取代指控式审讯。自此之后，英国警方会定期使用描述审讯的方法并与心理学研究人员合作。

　　转变缓慢

　　但是在美国，这种基于科学的改革尚未在警局和其他安全机构中间取得显著进展。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仍使用非语言欺骗线索，来筛查需要问询的机场乘客。根据该机构制定的掩饰行为检查列表，探员会在往来人群中寻找所谓的暗示说谎者的迹象，比如转移目光（在有些文化中，转移目光是尊重的表现）、长时间凝视、频繁眨眼、抱怨、吹口哨、夸张的打哈欠、说话时掩住嘴巴、过度焦躁或过度的个人打扮等。所有这些都早已完全被研究人员揭穿。

　　鉴于探员们依赖如此模糊、互相矛盾的理由鉴别可疑人士，也难怪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机场乘客一共提交了2251项正式投诉，声称他们因国籍、种族、民族或其他原因受到质询。国会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机场筛查方法的审查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美国政府问责署（隶属于国会的一个专门审核、评估政府项目并给予建议的部门）调查了该行为筛查的科学依据，发现其缺乏依据，并建议运输安全管理局限制对该行为筛查的资金支持，减少其使用。运输安全管理局随后取消了独立的行为筛查人员，并将检查清单项目从94个指标减少到36个，但依旧保留了许多缺乏科学依据的元素，如大量出汗。

　　为应对国会的再一次审查，运输管理局在2019年承诺改善员工监督，以减少问询。但是，该机构仍认为行为筛查具有价值。一名国土安全部官员告诉国会调查人员说，即便不符合科学依据的学术标准，但“常识性”行为指标仍值得纳入“合理且可辩护的安全项目”。运输管理局的媒体公关经理卡特·兰斯顿说：“运输管理局相信，行为筛查为国内交通系统提供了一层重要且有效的安全保护。”该机构指出，过去11年中，有两起独立的行为筛查成功案例，有效阻止了三名携带爆炸或燃烧装置的乘客登机。

　　但曼恩认为，在不知道安全检查究竟错放了多少潜在恐怖分子的情况下，这类项目是否成功很难评估。事实上，2015年，当国土安全局的卧底在一次内部调查中以95%的成功率通过机场安检走私虚假爆炸装置和真实武器之后，当时运输管理局的执行负责人被撤换。

　　2019年，曼恩、哈特维格和另外49名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评估行为分析筛查依据的研究。研究总结认为，执法人员应放弃这种“本质上存在误导性”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可能“损害个人生命和自由”。

　　与此同时，哈特维格和国家安全专家马克·法隆，为调查人员设计了一种新的科学依据更扎实的培训课程。法隆称，“进展一直很缓慢”。但是，他希望，未来的改革，可以避免杰弗里·德斯科维奇和马蒂·坦克勒夫遭遇的不公正判决。

　　为什么表露情绪如此关键？曾经帮助坦克勒夫证明自己无罪并获得纽约律师资格证的危机经理隆尼·索瑞解释说：“因为人总是带有强烈的偏见。”（匀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