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考古学家中的科技派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考古学者袁靖在今年两会上共提出6个提案，其中3个事关考古工作，包括尽快将境外考古明确定位为国家行为、调整基本建设考古中的考古收费制度以及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制度。大家称他为“考古代言人”。

　　但袁靖又与公众普遍认知的考古学者不同，从事动物考古的他，常常说起的不只是地层、断代，还有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

　　开创许多第一次

　　和许多误打误撞或者被调配的大学生不同，袁靖是主动选择考古专业的。他觉得，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文字之外的实物材料追寻人类的历史。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袁靖便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已入职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去日本学习动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国际考古学界相当流行，但在中国还没发展起来。回国至今，我所做的就是建设中国的动物考古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科技考古的世界。”他说。

　　1993年，袁靖从日本留学归国，进入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组建的国内第一个多学科合作的考古队，发掘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袁靖的任务是整理、研究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在清洗一处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土坑里出土的破碎动物骨骼时，他发现这些几乎都是猪骨，拼对完成，居然是7头全身骨骼完整、年龄大小不一的猪骨架。俞先生感叹，我们考古人一直通过拼对陶片来复原陶器，但是通过拼缀骨骼来复原完整的动物，这是第一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动物考古学者，并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浮选，要求对特殊遗迹内的土壤过筛子，过去被忽略的小型动物的骨骼得到采集和保存。”袁靖说，这些宝贵的动物遗存，在探讨古代的生物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以及之后的礼制紧密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

　　袁靖介绍，“现在，除形态学和数量统计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于研究随葬和祭祀的动物遗存，包括对动物谱系的探讨、对毛色和体质状况的区别、对食物结构的把握、对本地和外来物种的鉴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认知水平，这些认识，对于撰写和补充各个时期古人随葬和祭祀用牲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令袁靖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的《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到一个新舞台

　　动物考古是考古学的前沿学科，依托的是相当强大的科技考古合力。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室大多研究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袁靖所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则需要与全所的各个研究室合作，还要参与地方上的重大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

　　在担任中心主任的10余年间，袁靖和大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成了亚洲地区名列前茅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在中国考古学界更是独树一帜。中心的人员活跃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考古现场，同时，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等众多机构的研究人员有长期的合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中国。

　　“可以说，只要中心依据规划的思路向前发展，若干年内无出其右者。”袁靖说。

　　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室可以为任何一个考古遗址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夏文化最核心的代表遗址二里头，是迄今为止中心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这也使二里头的考古报告能够对那个时期进行最为丰富、最为翔实的描绘。

　　在袁靖的笔下，二里头遗址的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都有了直接的呈现——

　　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濒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

　　一位历史学家感慨：如果我们所有的考古遗址都能有这样清晰的报告，就能对不同区域的文明形态进行具体的比较，全面揭示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和内涵。

　　现在，袁靖有了一个新舞台：担任复旦大学新成立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袁靖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他可以系统梳理那些放在自己心中很久的人与动物的故事，把它们讲给复旦的本科生听。

　　“动物进化的故事是由古生物学家来讲的，而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则要由动物考古学家来叙说。这其中的各种故事，想一想都很有趣。”袁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我正在构思的一本书叫《与人同行》，专门讲述距今1万年以来人与动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含义，动物考古学家有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好。”

　　袁靖很忙，除教学外，他还有新的科研计划，“我们已经与分子生物学的学者商定合作研究。把距今10000年至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段，划分为1000年一个单位，挑选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狗骨遗存，开展包括古DNA在内的多项研究。放眼世界，以这样的时间尺度、空间范围和文明持续发展为背景，开展独立研究，只有中国有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一定会引起世界瞩目。”

　　《 人民日报 》（ 2018年03月26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