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

　　

1988年3月，

　　张丽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开创了中国首例试管婴儿的先河，

　　由此她享有了“送子观音”的美誉，

　　受到国内外医学界和大众的好评。

　　

　　立志学医 治病救人

　　张丽珠祖籍云南大理，

　　1921年出生于上海。

　　她的父亲张耀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

　　民国初年曾三度出任司法总长，

　　母亲赵玟早年曾在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大学

　　学习幼儿教育。

　　张丽珠幼年时期随家人在北京生活，

　　直到1929年，

　　举家迁往上海。

　　张丽珠进入智仁勇女子中学小学部读四年级，

　　两年后又升入该校初中部，

　　直到高二时转学到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

　　她天资聪颖，

　　又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往往能够轻松取得好成绩。

　　当时，

　　女中经常举办英语演讲等竞赛活动，

　　她总是能在活动中拔得头筹。

　　在学习之余，

　　她曾作为主力队员进入上海女排

　　参加1935年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并带领全队获得冠军。

　　此外，

　　她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

　　而从运动场上下来，

　　她又能很快拿起笔杆子，

　　化身“女秀才”，

　　令同学们钦佩。

　　在文艺方面，

　　她也不甘人后，

　　喜欢唱歌，

　　有时还会登台表演话剧。

　　好的条件加上自身努力，

　　高中毕业时，

　　张丽珠被工部局女中

　　评为该年级唯一的

　　“The All-round Girl of 1937

　　（1937级全面发展女生）”。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1937届合影（右3为张丽珠）

　　高中毕业的张丽珠，

　　投考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1937年7月，抗战爆发。

　　张丽珠虽被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录取，

　　但时局混乱，

　　中央大学已着手迁往大西南，

　　要去学校报到颇费周折，

　　她只好先到暨南大学

　　借读物理。

　　她本来怀着航空救国的想法

　　考入了当时

　　唯一设有航空工程学系的中央大学。

　　但父亲1938年突然因病去世，

　　使她感到医生的必要，

　　便立志学医，治病救人。

　　1938年，

　　张丽珠转学到圣约翰大学去读医科。

　　1939年，

　　在完成医预科的学习后，

　　张丽珠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

　　正式进入医学院学习。

　　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要求很高，

　　从1906年开始，

　　其最低入学要求

　　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标准，

　　教学一般使用最新的

　　外文原版教材，

　　教学活动与日常生活中

　　也全部用英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医预科的200多人中

　　只有40人能进入医学院学习，

　　而这40人中

　　也很难全部都坚持到毕业。

　　圣约翰医学院56年的历史上，

　　毕业生总数仅466人。

　　张丽珠是1939级医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

　　她在医本科阶段的成绩，

　　除第一学年为全班第二名外，

　　其他三年均为第一。

　　张丽珠十分珍惜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完成医学院第四学年的课程后，

　　1943年下半年开始，

　　她到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习。

　　这次实习，

　　让她开始从一名医学生向医生转变。

　　1944年夏，

　　张丽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同时在毕业典礼上收获了

　　该年度最优秀毕业生奖。

　　毕业后，

　　她经人介绍

　　去沪西产妇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坚定的回国路

　　在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后，

　　张丽珠在看门诊、上手术的过程中

　　不断积累经验，

　　很快成长起来。

　　1946年起，

　　中美通航逐渐恢复，

　　当年9月，

　　张丽珠乘船东渡美国游学。

　　抵达纽约后，

　　她在巴克斯顿医生的邀请下，

　　去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进修，

　　由此开始涉足

　　内分泌学最尖端的研究。

　　在研究的同时，

　　她还在附近的高校

　　纽约大学医学院、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

　　进修相关课程。

　　尤其在诺瓦克、特林德、伍德瑞夫等

　　妇产科学界的权威人物指导下，

　　在局部解剖、妇科手术方面

　　获取了大量临床经验，

　　并系统地学习了妇产科病理学、

　　妇科内分泌学的知识。

　　

　　▲1947年，张丽珠留美期间在纽约医院婴儿室

　　1947年下半年，

　　张丽珠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

　　她意识到相比做实验，

　　自己还是更喜欢做临床，

　　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别人解除痛苦，

　　于是转到纽约医院的妇产科工作。

　　1949年，

　　张丽珠辗转到伦敦海克内医院，

　　在著名妇产科医师道兹女士指导下

　　担任妇产科总住院医师。

　　道兹在当时被公认为是

　　“伦敦最好的妇产科医师之一”，

　　张丽珠深深受益于她丰富的临床经验，

　　多年后还能形象生动地追忆起

　　当时的典型病例，

　　用来给学生讲课。

　　1950年10月，

　　张丽珠参加英国的国家考试，

　　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

　　就在她开始准备参加

　　进一步的文凭考试时，

　　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

　　都处于激烈变动之中。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

　　周围对新中国

　　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越来越多，

　　她深感痛苦与恐惧，

　　于是决定尽快回国。

　　经过一番周折，

　　她终于收到

　　官方电报通知“欢迎你回国”，

　　惊喜于新中国办事的高效率，

　　并带着胜利得意的表情

　　购得了回国船票。

　　船抵香港时，

　　有人劝她：

　　“像你这样的人，

　　何处不可为家？”

　　虽然在出国前已父母双亡，

　　按说应该毫无牵挂，

　　但张丽珠还是坚定地想要回去。

　　

　　▲1951年，张丽珠在从英国回国的海船上

　　归国 结缘北医

　　1951年7月，

　　张丽珠终于回到上海，

　　新中国创建伊始，

　　人们满怀豪情地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张丽珠也开始了崭新的事业与人生。

　　

　　▲1952年刚到北京时的张丽珠

　　回国不久，

　　张丽珠经人介绍，

　　结识了化学家唐有祺先生，

　　并于1952年年初结婚。

　　这年夏天，

　　她到卫生部去申请工作，

　　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由此与北医结缘。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少，

　　因此每个人都被使用得很充分，

　　张丽珠的主要任务有两块：

　　一是在附属医院妇产科做临床工作；

　　二是给北医的学生上专业课。

　　当时，医院里有经验的大夫比较少，

　　比起国外来，

　　张丽珠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手术，

　　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同时，

　　她在局部解剖学等方面的功力

　　也在临床上显现出来。

　　有一例剖腹产后出血不止的患者

　　从晚上到次日中午一直下不了手术台，

　　有人喊来了张丽珠。

　　她凭着早年打下的厚实基本功，

　　迅速地缝扎了出血点，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

　　那种自信神态和娴熟技能

　　常使助手们惊叹不已。

　　

　　▲1953年卫生部颁发给张丽珠的医师证书

　　走出手术室，

　　张丽珠在讲台上

　　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口齿清楚，条理清晰，

　　没一句废话，

　　既能从浅显的临床病例

　　引导到深奥的理论，

　　又能把繁杂的理论分清层次，

　　指出重点，

　　那时并没有计算机，

　　但她的讲话似乎完全能表达出图像。

　　无论是临床、教学，还是研究，

　　张丽珠都做得有声有色。

　　张丽珠从不请假，

　　有时候感觉不舒服，

　　就注射庆大霉素将病情控制住，

　　当时医学界

　　对庆大霉素的副作用还缺少认识，

　　而且注射前不用像青霉素那样做皮试，

　　因此张丽珠习惯了使用它，

　　却也因此导致听力受损。

　　自主研究试管婴儿技术

　　1958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创建。

　　张丽珠直接参与了

　　建院工作并担任妇产科主任，

　　从此在三院一直干到退休。

　　她见证了生殖医学中心

　　从原来只有50平方米、

　　两间小屋大小的试管婴儿室

　　发展成了今天2500平方米独栋楼的规模。

　　

　　▲妇产科早期部分医务人员合影

　　张丽珠理解没有孩子人的痛苦。

　　医院体外受精实验成功的消息见报后，

　　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封信，

　　都是在诉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和自卑，

　　她们中很多婆媳不和，婚姻破裂。

　　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

　　让她看到了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途径。

　　1982年，

　　张丽珠决定开展

　　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

　　此后几年，

　　一直将大量精力

　　放在这一研究上。

　　试管婴儿项目刚开始，

　　研究小组就挤在

　　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实验空间，

　　实验设备匮乏，

　　甚至连显微镜也没有，

　　很多仪器、器皿

　　都是张丽珠出国交流时买回来的。

　　由于没有恒温箱，

　　他们就把试管放到保温瓶里，

　　从五楼下到一楼，

　　再一路小跑穿过操场，

　　送到解剖楼的二层。

　　买不到培养液，

　　他们只能自己在实验室摸索配制。

　　取卵用的穿刺针本该是一次性的，

　　却不得不反复使用，

　　难免变钝，

　　张丽珠为了让针头“恢复原样”，

　　找到钟表匠磨针头。

　　在同事眼里，

　　张丽珠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试管婴儿技术出现后，

　　也有外国专家来中国推广，

　　但他们在北京、广州等地

　　连续做了十多例，

　　却无一成功。

　　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

　　居然找不到卵子！

　　根据多年的经验和调查，

　　张丽珠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国内的女性往往有病理的原因

　　——输卵管堵塞。

　　她找到了症结所在，

　　并在技术上采取了一些创新，

　　改腹腔镜取卵为开腹取卵。

　　就这样，到1984年，

　　张丽珠和同事们解决了

　　第一步的取卵问题。

　　之后研究步步推进，

　　其间张丽珠又曾去国外相关机构

　　考察学习、虚心请教，

　　并利用从国外带回的实验设备改进实验技术，

　　继续开展工作。

　　从1986年开始进行胚胎移植工作

　　先后失败了12次。

　　1987年6月，

　　张丽珠迎来了第13位受试者

　　——来自甘肃礼县的乡村小学教师郑桂珍。

　　这次终于取得成功，

　　次年3月10日，

　　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

　　终于在北医三院诞生。

　　

　　▲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做出了大陆首个试管婴儿，

　　老太太没有功成身退。

　　到了1989年底，

　　她又在原有基础上

　　开创出了B超下一根针取卵，

　　使临床妊娠率

　　从早期的6.4％上升至32％，

　　在当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但对于张丽珠来说，

　　这远不是终点，而是新事业的开端。

　　她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并先后取得一系列成果：

　　国内首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

　　首例赠卵试管婴儿、

　　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

　　首例代孕婴儿均在她主持下诞生。

　　有震撼 也有遗憾

　　

　　▲90年代，张丽珠教授在门诊中

　　在北医工作将近五十年，

　　酸甜苦辣备尝，

　　其中有两次下放经历

　　给张丽珠带来了强烈冲击。

　　一次是1965年响应“六二六指示”

　　参加北医三院通县巡回医疗队为农民服务，

　　这是她首次深入农村，

　　受到极大震撼，

　　写了一篇题为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为农民服务》的文章，

　　表达自己所见所思，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另一次是“文革”时被下放到延庆医疗队。

　　三十年后她刻画当时的感受：

　　“下车还没停下脚，

　　延庆医疗队领导即派我

　　到对角石山沟里执行任务……

　　走在那崎岖的羊肠小道上，

　　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

　　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包，

　　而心里的包袱就更重了；

　　这次进来山沟，

　　还出得来吗？”

　　但她克服了恐慌，

　　仍然将精力投入到

　　为患者解除病痛中去，

　　以至于延庆县医院的人说

　　当地的宫颈癌手术都让她做光了。

　　多年后，她写道：

　　“现在三院已盖上多个大高楼，

　　在楼前的喷水池不可再见，

　　熟悉的小路已然不通，

　　认识我的小花也被深深埋葬，

　　历史的遗迹已逐渐消失。”

　　伤感之中，

　　包含的是深厚的感情。

　　很多人亲切地喊张丽珠妈妈或是奶奶，

　　并在她的影响下进入了医疗行业，

　　唯有亲生儿女有些怨言。

　　儿子出生满月后张丽珠就去上班了，

　　女儿也没能吃上一口母乳。

　　女儿曾有一篇作文获奖，

　　题目是《妈妈晚上又被叫出去抢救病人》。

　　想起这些，

　　张丽珠总会感慨自己母亲当得不像样，

　　“跟别人家里是不一样，

　　所以我也常常觉得

　　自己没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

　　我也没享受到许多天伦之乐。

　　有年暑假，

　　正好有一天两个孩子都在家里，

　　我躺在躺椅上，

　　这边看看女儿，

　　那边看看儿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但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名义上”的退休

　　76岁那年，

　　张丽珠终于“名义上”退休了。

　　可她还坚持出门诊，

　　直到80多岁，

　　周末都不休息。

　　她每天很早就来到医院，

　　遇到雨雪天气，

　　科室就会让年轻人赶到她家，

　　搀扶她坐班车。

　　她总会随身带着论文、书稿和期刊。

　　很多人想方设法

　　只为求得她的一张专家号，

　　学生们会从各地打来电话

　　请教妇产科的问题，

　　办公桌上的信件

　　更是堆满又清理了无数次，

　　永远都回复不完。

　　在助手的眼中，

　　她从技术的权威性，

　　到个人的体力、工作的热情，

　　“一点没觉得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2011年，张丽珠教授获得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终生成就奖

　　徒弟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严厉。

　　每次张丽珠查房，

　　护士和医师都会特别紧张，

　　因为她无法忍受医生手拿病例照本宣科。

　　曾有人忍不住给她写信，

　　“您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在她晚年写的集子

　　《我的医教人生》中，

　　她写道：

　　“我初步意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

　　没有一时一刻能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

　　不论日夜，随叫随到，

　　不能有半点疏忽。

　　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

　　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官网、《中国科学报》、《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