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为原子弹插上翅膀科协改革进行时 2018-05-23 |
遥想当年,
为了两弹,
党内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
其实两边都对,
中国当时的国力,
只能做二选一的单选题,
吃饱肚子搞不了原子弹;
要原子弹就要饿肚子,
遭遇很多挫折,历经很多磨难,
有了原子弹,我们在世界上才有话语权。
1970年后,我们有了两弹一星,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重回联合国,中美建交,改革开放,收回港澳,加入世贸......
没有挺直腰杆子带来的安稳环境,
我们的经济建设绝不可能如此安稳。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这个道理依然适用,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如今,
美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
妄想通过封锁来遏制中国。
想想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时走过的路:
当时的条件极其恶劣,
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打,
靠一张张草稿纸,
我们依然造出了原子弹。
永远不要小觑了中国人的毅力和能力。
尽管当下,国产芯片与国际还有较大差距,
核心技术的的自主创新
这条路还很漫长,
但只要我们想做,并用心做,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
我们中国人前进的步伐。
1964年10月16日,
新疆罗布泊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但西方却开始了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
当时我国虽然已经成功发射了
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和
第一枚自主研制导弹“东风二号”,
但其射程尚不足以投送核弹头。
西方断言:
五年内中国不会拥有
运载核武器的工具!
令世界震惊的是,
仅仅两年后,
我国就实现了
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合璧——
“东风二号甲”导弹成功运载原子弹在预定地点爆炸!
外电惊呼“这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因为,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
美国用了十三年,苏联用了六年!
而缔造这个“神话”的关键人物之一,
是我国固体导弹研制的鼻祖,
著名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
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1916年12月18日,
黄纬禄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
上小学时,黄纬禄最喜欢和同学们玩竹蜻蜓,
看着一只只飞向空中的竹蜻蜓,
黄纬禄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把许多竹蜻蜓组装在一起,
底下放个炸弹,
不就可以飞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吗?
1936年,黄纬禄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
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重庆,
战争的凌辱让黄纬禄埋下了科学救国的心愿。
1943年,英国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
黄纬禄有幸被选中,
两年后又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
攻读研究生。
1945年黄纬禄(左)与同学黄大能漫步在伦敦海德公园
在英国,黄纬禄亲眼目睹
德国V1、V2导弹对伦敦的轰炸,
见证了导弹的威力。
当时英国缴获了一枚德国V2导弹,
配上简单说明放在博物馆供市民参观,
黄纬禄因此成为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之一。
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
黄纬禄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
要是中国拥有了导弹,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侵犯我们了!
1947年回国,怀着满腔报国之情,
黄纬禄回到了饱经日寇蹂躏的祖国,
先后在华东工业部电工研究所和
通信兵部电子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年,黄纬禄和战友们遵守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
走进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
国防部五院,
开始了共和国导弹研制的征程。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
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
撤走了全部专家,
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
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没有人知道,“从零开始”的事业是何等艰难;
没有人了解,“孤军奋战”的滋味是何等苦涩。
只有黄纬禄和战友们知道,
他们度过了多少不分昼夜的日子,
翻阅了多少残缺不全的资料,
经历了多少一筹莫展的低谷。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
“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
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
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27日,
我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
在预定地点成功爆炸,
震惊了世界!
▲1966年我国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但黄纬禄心里清楚,
我国虽然拥有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
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机动隐蔽性差。
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
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
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黄纬禄在观看导弹设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文革开始了,
黄纬禄被迫“靠边站”,
他忍辱负重,
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
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做记录,
以便多接触技术工作,
多提工作建议,
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导弹事业少受一点儿损失。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黄纬禄曾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倾吐心声: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转机出现在1970年,
黄纬禄临危受命,
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
“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他的工作也由此产生重大转变:
从液体火箭转向固体火箭、
从地地火箭转向潜地火箭、
从控制系统转向火箭总体。
那时黄纬禄已年逾半百,
每天凌晨5点出发,
骑着自行车准时赶到25公里外的工作地点。
他带领团队大胆提出了
“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
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
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
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
这一程序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
节约了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和大量的时间,
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潜地导弹研制方法。
黄纬禄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证
“巨浪一号”试验的关键阶段,
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
体重锐减10多公斤。
一位同事开玩笑说:
“他瘦了,导弹却飞(肥)了,
这是剜肉补导弹啊。”
“巨浪一号”发射模拟图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
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刺蓝天……
“巨浪一号”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发射成功!
中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
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
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硬、更直!
▲1982年10月12日,我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发射成功
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会上,
一向情感内敛的黄纬禄豪情激荡,
赋诗一首:
龙腾虎啸刺九霄,群情振奋心暗焦。
航程段段传喜讯,忧虑之情渐渐消。
忽闻落区传捷报,万众欢腾齐跳跃。
弹头中靶精度高,胜者心潮如惊涛。
八十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左起: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縏、任新民
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
他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一些成绩,
但不是我个人的。
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在成绩面前,要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
失败了,要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
在“巨浪一号”研制初期,
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
横跨19个省区、10个工业部门,
涉及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
黄纬禄上任之初遇到最多的,
是由不同系统间协调、技术方案选择产生的激烈争论。
极端时,甚至有人指着黄纬禄的鼻子责难他。
面对这一切,黄纬禄却稳若磐石——
他最能理解大家对事业的一片赤诚。
他创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则:
有问题共同商量、
有困难共同克服、
有余量共同掌握、
有风险共同承担。
这一原则在中国航天界备受推崇,
也一直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
“金科玉律”。
九十年代,任新民、梁思礼、黄纬禄(中)、梁守磐、庄逢甘在海南三亚合影
1999年10月,航天系统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老专家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左起:屠守锷、杨嘉墀、黄纬禄、任新民、王希季、孙家栋
黄纬禄专门有一个本子,
上面工工整整抄录着他从四处搜集来的笑话。
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
昼夜温差大,风吹石头跑”的发射基地,
他给大家讲笑话,
让战友们在恶劣单调的环境中体会开心一刻,
把大家卸下的压力扛在自己肩上。
一次,在试验基地,
导弹已箭在弦上,
仪器却出现故障。
摄氏零下20多度的气温,天寒地冻;
导弹装有自毁系统,非常危险。
当抢险工人爬上发射架准备更换仪器时,
却突然发现,
早已疏散、撤离人员的发射架下,
黄纬禄独自伫立在寒风中。
“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工作,
我在这里陪着你。”
黄纬禄的一句话暖人肺腑。
工人师傅在高空干了两个多小时,
黄纬禄就站在下面陪了他两个多小时。
在生活上,
黄纬禄对自己有“三个三”的要求:
在基地,
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
一起搞卫生,
一起扫厕所;
出差时,
只要能走出去就行,
只要有饭吃就行,
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
用公车三不许,
自己私人外出不许用车,
接送亲友不用车,
家人有事不搭车。
2003年,在庆祝神舟五号飞行试验成功的酒会上,黄纬禄与航天员聂海胜、翟志刚合影
黄纬禄常说,
航天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不光要研制出型号,
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队伍。
上世纪90年代初,
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
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黄纬禄用言传身教挽留了许多人才,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今已成为导弹研制队伍的骨干力量。
直到晚年,黄纬禄依然牵挂着
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
他对探访者说:
“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2011年11月23日,
黄纬禄在北京逝世,
享年95岁。
根据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和网络公开资料整理改编
责任编辑:杨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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