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国内第一个系统论述“科学精神”的人

　　任鸿隽像

　　他们的科学精神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有本《科学》杂志，这本刊物创办于1880年。而在100多年前，中国也有过一本《科学》杂志，是一群留学生在美国创办的，与它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科学家团体。中国的《科学》杂志在当时颇受知识界的推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之为“吾国今日唯一之科学杂志”。《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主事者是任鸿隽，他出生于1886年，早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是胡适的同学。后来，他留学日本学化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分会，成为革命党人的骨干。辛亥革命后，任鸿隽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因对袁世凯不满去国赴美，继续攻读化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革命不但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也是各类人才的养成所。作为辛亥元老，任鸿隽拥有一份耀眼的革命履历书，不过，最终把他镌刻在历史上的还是他在科学领域的耕耘。严格来说，任鸿隽“科学救国”之路是1918年回国后开启的。但就像当年的革命火种在海外孕育一样，任鸿隽的科学人生早在海外留学时就已起步了。1916年1月，他在《科学》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一文。这应是“科学精神”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得到系统论述。而且，任鸿隽不是仅仅提出了“科学精神”这个名词，而是从此出发，在一系列著述中对“科学精神”作了体系性的论述。

　　任鸿隽认为，“所谓科学者，非指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综合。”科学发生之泉源是科学精神。在《科学概论》中，他明确说，“要了解科学，我们须要先寻出科学的出发点，那就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等等。其次我们要晓得的，才是科学的本身和由科学发生的种种结果，如新式的工业、农业、医术等等。”而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理”。这三个字或许是史上对科学精神最简洁的概括了。那么，“真理”又是什么呢？任鸿隽说，“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数之事实为之左证”。他又认为，“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也就是说，真理应该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确凿的认识，而非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

　　既然如此，科学精神应具备的要素就清晰了。一是崇实。“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像，而不以称诵陈言，凭虚构造为能。”一是贵确。“凡事当尽其详细底蕴，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自了是也。”后来，他又加上了察微、慎断和存疑，也就是要关注细微之处，不轻易下判断，不能解决的问题宁可悬置也不“曲为解说”，等待知识发达之后再逐步缩小“不可知”的范围。而一旦科学研究发现的真理与人们原有的认识相违背，那么，“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换言之，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探求，也是对真理的捍卫。

　　在另一篇文章中，任鸿隽进一步提出，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学问。改变世界的那些重大发明，全都建立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要成年累月地在那天文台上、农田里边、轰声震耳的机械工场和那奇臭扑鼻的化学实验室里面做工夫。”因此，科学家就是那些研究事实的人。培养科学家先要学习观察实验和记录、计算、判论的种种方法，而这几种方法也正是研究科学的器具。在任鸿隽看来，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学风中有不少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问题，其一即“好虚诞而忽近理”，也就是热衷于谈论神神鬼鬼，神秘莫测的东西。其二为“重文章而轻实学”，习惯于钻故纸堆，寻章摘句，雕文琢字，闭门造车，而不是善于从事实之中寻找真理。其三是“笃旧说而贱特思”，陈陈相因，生活在古人或前人的阴影之下，缺乏怀疑精神。任鸿隽说，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纠正，“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而他一生之志业，就是与此作战。

　　任鸿隽说过，“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取精用宏志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倾注了几乎毕生心力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等事业，实际上是为了把“科学精神”落实为一个科学共同体，以及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科学共识”，而更高远的目标依然是他青年时就打定主意的“救国梦”，也就是以弘扬科学来更新中国文化，匡扶民族危局。碍于时局或环境的原因，任鸿隽的科学梦未能实现。然而他对科学精神的阐述，至今读完依然令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