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丨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并举——大后方工厂里的科学家们

　　编者按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或从事战时保障，或奋力救死扶伤，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改革君将陆续刊发“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系列文章，为您讲述这些硝烟中胸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抗战爆发后，众多爱国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抗战急需的领域，更有众多科学家直接进入后方的工厂中，主持和指导抗战急需的军工器材、民用设备研制和生产，王守竞、龚祖同、恽震、颜任光就是其中几位代表人物。

　　左起：龚祖同 恽震 颜任光

　　中央机器厂的王守竞

　　1933年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在给该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一封信中说：“北平有若干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颇热心于国防研究，例如王守竞，现做枪弹速率试验。”王守竞究竟是何许人物呢？

　　王守竞1904年出生于苏州，父亲王季同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和电机专家。王守竞同胞兄弟姐妹均是我国著名专家学者。1924年，20岁的王守竞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5年，留学仅一年的王守竞获得康奈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秋，并不急于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守竞进入哈佛大学研习欧洲文学，并于1926年获得欧洲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26王守竞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8—1929年在威斯康辛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读博士期间的王守竞（左一）

　　王守竞在理论物理方面有着极高的天分。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是量子力学初创之期，王守竞连续发表了三篇杰出的论文，声名鹊起，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加入20世纪20年代理论物理“狂欢”的中国人。1929年，25岁的王守竞回国，并先后任教于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王守竞带着浓厚的“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情结，面对日本侵略，“基于他自己内心的压力，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吴大猷语），1933年离开北大，加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主持军用光学器材厂的筹建。抗战时期，军用光学器材厂迁往昆明，不仅承担军用光学器材的修理任务，还制造成功了抗日前线急需的军用望远镜。

　　1935年惜才的翁文灏将王守竞调入资源委员会（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王守竞受命发展中国重工业，创办了中央机器厂。王守竞创办中央机器厂，一开始的目标是研制航空发动机，后又考虑生产汽车，因战事发展太快，计划落空。

　　1938年，中央机器厂陆续迁往昆明，一边建厂一边生产。例如1939年生产的兵工器材有：二五式迫击炮碰引1万套，掷手榴弹引信4万套，炸弹碰引击针4千件等。

　　王守竞在中央机器厂期间，创造了很多个中国的第一：生产出第一台机械工业的工作母机，第一台大型发电机，第一台大型汽轮机，第一台500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第一座铁合金冶炼炉等。在这些第一中，最著名的当数于1941年8月研制出的中国第一批“资源牌”4吨汽车。这批汽车的研制成功，轰动了全国。由于日军轰炸和破坏，当时这批车一共仅生产了6辆，一直作为中央机器厂的重要运输工具，总计行程里数10万公里，直至1956年才停止使用。

　　昆明光学仪器厂的龚祖同

　　龚祖同1904年出生于上海，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当了两年助教，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在赵忠尧的指导下研究原子物理学。

　　“九一八”事变后，战争的乌云笼罩中国。1933年，清华的留美公费考试中有一个应用光学的名额，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从我国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和近期国家的急需，特别是面临日寇侵略的考虑，根据自己对学生的了解，决定动员龚祖同去报考。

　　叶企孙专门找龚祖同谈话，说明了应用光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并解释说我国在该领域还是空白。龚祖同听后非常激动地说：是空白，就应该填补！龚祖同改变了正在进行的核物理研究，改学应用光学。

　　1934年龚祖同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6年毕业，获“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和特准工程师称号，毕业论文题目为《军用双目镜的光学设计》。随后在光学专家F·维多特教授指导下，进行工程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论文题目为《光学系统的高级象差》。

　　1937年抗战爆发后，龚祖同放弃了即将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谢绝了德国的高薪挽留，匆忙回国，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昆明兵工署22厂（也称昆明光学仪器厂）组建工作，并致力于为前线抗日将士制造双目望远镜。

　　制造双目望远镜的第一关是光学设计。龚祖同采用德国的设计技术，使用当时国内仅能找到的一台电动计算机，很快完成了设计，并将有关技术传授给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第二关是加工与装调。龚祖同从建立设备、邀请瑞士技师培训中国工人做起，克服战乱年代物质条件不足的困难，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军用（中正牌）双目望远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光学技术员，开创了我国的光学工业和国防光学仪器的研制、生产事业。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恽震

　　恽震190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13年考入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大同学院，同年夏，考取南洋公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21年大学毕业，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热力电厂和瞬变的电流理论。读书期间，恽震在导师的建议下，还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实习当电机试验员。1922年获得电机硕士学位。

　　1923年夏，恽震回国，先后在杭州公立专门学校、郑州豫丰纱厂、上海大学、纽约鲁滨逊工程公司工作。1930年恽震任南京建设委员会技正兼电业室主任。

　　1937年后，恽震进入资源委员会，主持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备工作，目标是“以制造一切电工器材，供应全国电工需要”。

　　抗战爆发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处先从南京迁往湖南湘潭，后分开迁入昆明和桂林等地。1939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正式成立，并投入生产，产品主要供政府、军队、交通、工业等机关使用。

　　第一厂主要产品有：裸铜线，镀锌铁线，橡皮线、铅包线、军用被覆线等等。第二厂主要生产真空管、收讯管、发信管等。该厂的分厂还生产供火车、飞机、采矿、汽车、战车等用的灯泡。第三厂主要生产军用电话机、交换机等。第四厂主要生产电力机器，例如发电机、马达、电池、变压器、开关、电表等等。

　　在恽震的主持下，中央电工器材厂实行科学、严密的管理体系。生产的产品对抗战所需电工器材的供应，对西南、西北各省工业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其产品还供给驻华美军使用。

　　在恽震的推动下，中央电工器材厂在进行生产的同时，还进行科学研究，下设有电气、化学、机械三个研究室，并与各个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先后试制成功了多种以前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当时该厂的产品“均系本国工程师自行研究，自行设计，毫不假外人之手”。1944年12月28日，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的国防科学授奖大会上，获得奖励的有发明绕方铜线线圈器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学徒汤家桢。

　　在恽震的领导下，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的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并为新中国以后的电工工业奠定了基础。

　　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的颜任光

　　颜任光1888年出生于广东崖县（今属海南），后考入岭南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赴美留学。191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接着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1918年以题为《气体粘滞系数测定法》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1919年秋颜任光回国，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于第二年开始任物理系系主任一职。1924年颜任光出国访问时，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观学习，此时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正在该实验室从事γ粒子轰击氮核试验。卡文迪什实验室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让颜任光感慨良多：中国太缺少科学研究的试验仪器了！

　　1925年，颜任光回国后离任北大物理学系主任一职，和物理学家丁佐成（又名丁佐臣）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厂——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和仪表。在此期间，颜任光领导研制了国内早期无线电发报机产品，主持国内第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制造，设计和制造了国内首批交直流电表。

　　抗战爆发后，颜任光进入资源委员会，任专门委员，并和周维干一起主持建立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曾在哈佛大学深造学习无线电信技术的周维干任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厂长，颜任光担任技术指导，后任驻厂顾问、代总经理等职。

　　抗战时期，在颜任光的参与下，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主要生产交互式发报机、收报机、发话机、收音机等无线电通讯设备，供应交通部、军政部、航空委员会、美国空军及其他军政机关，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佳静）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提供支持）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