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换头术”在中国完成？专家提出质疑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换头术如此奇特的想象只能在神话故事、科幻作品中看到，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近些年来，有关头颅移植手术的新闻不断引发讨论。那么，这项极为复杂的外科手术，真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吗？

　　两年前，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就曾宣布：两年内将完成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两年后，今年的11月17日，他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实施的地点正是在中国。

　　卡纳瓦罗说：“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最终，历史性的一刻在中国发生了。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带领下，我们做了18个小时的手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在2013年说过，这个手术可能需要36个小时。中国人提高了速度，完成了这一壮举。这个手术是成功的。任晓平教授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完整的报告，公开更多信息。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的脑移植手术。第一个移植人类即将到来。”

　　据报道，卡纳瓦罗提到的该项目的带头人之一任晓平教授，此前已经完成小鼠头部移植手术，成为全球首个完成该手术的人。术后小鼠们能睁眼、呼吸以及完成一些其他基本动作。从动物到人的遗体，该团队向人类活体头移植手术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昨晚（18日），任晓平教授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关于用捐献者遗体完成人体头颅移植的第一个解剖学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将于下周发表。

　　记者：遗体上的实验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移植之后符合哪些指标就算成功了？

　　任晓平：这套方案外科学上从来没有，我们把它设计完成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研究成果投到学术期刊。期刊经过严格的审查，这个领域世界级的专家，认为我们的设计非常合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成绩。

　　记者：目前的成功对未来活体的手术有什么意义？

　　任晓平：它为我们未来的实验提供了外科学整个的手术原则、手术入路、手术解剖结构的选择，以及各种组织的修复方法和技术。

　　记者：什么样的病人适合进行头移植这样的手术？

　　任晓平：简单划分一下，就是目前临床上得了不治之症的。

　　但人类头颅移植，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医学问题，更是伦理、法律，甚至是哲学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医学方面，关于“死亡”的定义是怎样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岳教授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死亡的定义，在我们国家医学界和法学界有很多争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立法上的标准，但医疗行业内通行的标准是两套：一套标准是一部分三甲医院现在在执行的脑死亡标准，特别是在器官移植方面；还有更多的临床宣告病人死亡，实际执行的是一个混合标准，因为对死亡标准的界定，法学界认为不是个单纯的技术标准，它涉及到自然人出生和死亡这样重大法律事项的界定。

　　在目前的技术手段下，换头术靠谱吗？这究竟是一次医学技术的突破，还是博取公众眼球的噱头？王岳教授也谈了他对此的看法。

　　王岳教授说：“我觉得这可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因为实际到目前为止神经损伤的修复在医学界还是一个难题。而换头最重要的不是血管、肌肉的移植或者说修复，最重要的难点在于神经的修复，即怎么将神经连接起来。在探讨换头术之前，应该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在神经断裂后，修复有了突破性进展。如果这方面没有突破性进展，去做一个吸引眼球的换头术，我觉得对接受手术的病人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一般在我们语境中谈到的手术，应该是指的活体，至于在尸体上做的这种解剖，我个人觉得叫手术，可能会有误导的嫌疑，让人们错误地认为在尸体上做的这种解剖，今后可以直接用于活体的手术，我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换头意味着整个躯体的移植，这必然涉及伦理问题，任晓平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在医学的发展史上，很多新的手术、挑战性手术都存在伦理问题。比如第一个器官移植的出现是在美国，1954年肾脏移植，同样得到社会、学术界的谴责，甚至攻击。心脏移植当时也同样遇到了很大的社会的不理解、不接受。而头移植更是移植领域一个从来没有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有争议不奇怪，没有争议才奇怪。那么，有争议就把它放到争议的层次，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解决科学问题、解决技术问题。”

　　两年来，换头术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中。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弗兰克斯坦教授认为意大利医生卡纳瓦罗是个“疯子”。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主席亨特教授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接受这种手术，手术结果有可能比死更难受。”对此，卡纳瓦罗回应说：“对于所有的批评者，我只想说，你去跟那位俄罗斯病人换个位置，感受他的大小便失禁等痛苦，再来跟我说。这就是我对批评者的回应。”

　　除了医学领域、伦理层面的争议，其实这项新的研究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法律上又该如何定义实施了换头术的人？如果触犯法律，该由谁承担责任？

　　北京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振彪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讲，世界上的法律都是当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法律可约束的时候，才考虑为这件事情或这类事情制定一个法律，所以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滞后的。实际上脑部和躯干相当于组成一个新的个体，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以这个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躯干和脑部整体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这个新的个体，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成表示，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大脑支配着一切。把甲的脑袋换在乙的身体，这个人思维是甲的，肢体又是乙的。技术都在进步，如果换头术能成功了，甲借用乙的身子，而甲的思维方式、甲的记忆、甲的一切假设没变，那就都是甲。因此就我个人来看，换头术如果成功，应根据是谁的头部来认定这个新个体是谁。”

　　法律上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个体，可能还有待未来法律的进一步明确。然而，哲学范畴内的讨论，也许更难以回答。组合起来的人算“人”吗？我们如何保证自我的同一性？

　　面对争议，王岳教授认为，应该可以给予医学实验更多的宽容，但如果要进入市场，应该加强管理，“在医学方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性问题，因为医学涉及到人的生命，所以在没有足够证据来证明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去做这种实验，实际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对受事者是不负责任的。只有当安全性得到了证明，比如在动物身上做大量的实验，而且很稳定，那么才应该在人体上做类似的实验，否则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基本的医学伦理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