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湖南汨罗人。现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 理想国/台海出版社

　　黄灯曾读博士的中山大学对面，是熙攘的针织小商品市场。在闷热又潮湿的广州，城市中有像黄灯这样听着英文歌望着窗外树影舞动的读书人，也有为百多块钱不辞奔波的打工者。城市总将后者藏在暗处，但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两处中的人经不了几番兜转就能以“亲人”关系连在一起。

　　黄灯和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共享着一条靠知识逃离乡村的生命轨迹。2016年春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经新媒体演变成一个公共传播事件，黄灯笔下的丰三村引发了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此时，距离2002年她初入中大已有14年，十多年间她持续思考着亲人命运如何在城乡间的起伏，又如何关联着时代进程。

　　这样的写作因难以割离自我而纠结，又因戳中转型期社会和几代国人城乡迁徙的痛点而格外刺眼。黄灯至今对此执著，《大地上的亲人》因此而生。

　　直面亲人故事：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另一种可能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若没在2002年南下攻读博士，黄灯的生命轨迹远要比拿到学位、顺利毕业复杂、沉重得多。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里，大批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在农村，无论老小，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为生存涌入城市。

　　当黄灯在知识的包裹下不断地靠近“精英”，远离“底层”，生活则以超越概念的真实面相延伸在广州的每个角落。比黄灯小一岁的表妹，可能在工厂外摆摊贩卖最廉价的内衣和袜子；常年淹没在她记忆中的叔叔，则在为明天的早餐忧心忡忡。

　　黄灯知道他们的存在。父母早就为了告诫而告诉她，故乡的很多亲人蜗居在城中村，离中大并不太远，有些亲人赌博、吸毒，要划清界限。直到当年中秋节堂弟的突然拜访之前，这条界限一直安然划在黄灯心底。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不到十四岁就来广州打工，当年也不到十九岁的堂弟说罢，来不及一起去食堂吃顿饭就匆匆赶回工地。中秋夜，感动之余，黄灯隐隐感到自己曾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多年逃离故乡的打拼，“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的背景”，黄灯的自我审视悄然出现，“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

　　在城乡单向流动加剧的二三十年间，孤身逃离亲人、故乡的读书人何其多。在这条精英化的个人路线中，逃离故乡是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而直面亲人带来的刺痛感则多是暗中的纠结，少有人公开坦诚。决心直面这般隐秘的黄灯索性再往前走一步：她要书写隐匿在城市中的亲人们，扒开很多中国“城里人”心中关于“亲人”的痛感与真相。

　　可提起笔，决绝的黄灯却害怕起来，怕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怕这些人生故事被一个知识人的文字轻佻地包装变成他者的故事。例如，如何不带伤害、冒犯地讲述一个有吸毒经历的亲人的故事？对在深圳赚了钱和一直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两类亲人，如何以人格上的平等地呈现他们的生存境遇？

　　和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报告不同，黄灯的文字浸润着主观情感、共同经验和切肤的体恤，亲人们的生存肌理、内心隐秘以直接甚至触目的方式呈现。“我把自己打烂了揉进去”，黄灯说，“审视亲人也是审视自己，写他们的命运就是写我的命运，就是写我自己的另一种可能”。

　　书写村庄肌理：我希望人们能了解另一个世界

　　另一种可能，是那个倘若没有读书，此刻正活在村子里的黄灯。尽管在广州已经生活了十四年，黄灯自认是一个“永久意义上的乡下人”。她人生的底色由外婆、外公生活的隘口村滋养，“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村里的每一条岔道，感知村庄的每一棵果树”。

　　笔下的亲人，也都活在具体的村庄里。除了隘口村，《大地上的亲人》还讲述了丈夫的老家丰三村和她的出生地凤形村。黄灯试图把三个村庄中亲人们的生存境遇写成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个案。个案虽小，却足以把对“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等大词习以为常的中国人一下子拉进一幕幕揪心的村庄悲喜剧，直面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衰败和农村人为之付出的代价。它那样庞大，又那样绵密地扎进生活细处。

　　黄灯用“气息”“肌理”描述村庄，每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在上世纪90年代仍完整得滋养着村里人。但从90年代到2006年之间，随着中国城乡进入现代化转型，“买码”、吸毒、出轨让村里风气大变。近些年，只有隘口村因传统文化恢复才稍得喘息。

　　“我说的传统文化，是祖辈传下来的日常生活伦理，比如小孩子要敬重老人”，黄灯解释。她说到书中收录一张儿子和大伯的合照，“我一直担心，儿子长大后，对他的伯伯会没有多大的情感”。这样的照片很多中国家庭都有，对于照片中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年轻一代，它如今更像一张勾勒着“亲人”模糊面庞的冰冷族谱。更触目惊心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和人心荒芜。

　　黄灯不是“三农”专家，面对社会转型渗入村庄后的诸多复杂问题，她难以在书中给出什么结论。她要做的是抛出问题，发起开放的对话。“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通过生活的教育被彻底地改变了，说直白点，生活让我们明白要去看钱”，黄灯一直有一个追问：以前说“先富带动后富”，但当广大的农村越来越被抽空，先富了的人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身边有中产阶层的朋友，他们的生活逻辑是住进中产阶级小区、寒暑假旅行、给孩子买学区房，我很希望他们愿意去了解另一个世界”，黄灯说，“我特别渴望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要稍不顺心就想着移民，移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可以走，但你的亲人还在”。

　　突破精神困境：这才是我最真实的学术表达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是一直渴望书写亲人的黄灯一次偶然的出场。文章被热转后，她收到不同的反馈包括质疑：贩卖悲情、村子没有普遍性等，甚至连写作动机都被质疑。这些没有影响她之后的写作，“我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就怎么表述这个世界，我不会因为有人质疑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一年后，她以《大地上的亲人》做了回应。黄灯引用七十年前费孝通在《内地的农村》中的话，“宁可因求真相而牺牲普遍性”，以期实地研究工作能“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对三个村庄不同状貌、亲人们多种生存境遇的呈现，则希望以更完整的面相冲淡当下社会对“悲情”作为一种噱头的执念。

　　同样在今年春，以黄灯的文章为引，大批“返乡笔记体”在新媒体上霸占着年节期间国人的眼球。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从各自的学理角度、以参差在感性、理性之间的种种表述，试图呈现中国农村的“真相”。在黄灯看来，并非自己的文章促发了这个文化现象，而是现实问题在倒逼着人们讲出真相并寻求改善路径。

　　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面对黄灯在十几年中不断问自己的问题：一个走出乡村、走入学院的中国当代读书人、知识分子，要如何在学术幻觉、知识规训以及城市视角之下，直面亲人和自己，要如何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对立导致的精神困境中自处，进而找到救赎之路？

　　讲述亲人的故事和遭遇就是黄灯“救赎内心”的开始。因眼光转向，她的心灵重获活力。当这些普通村庄里亲人们的故事无法变成电影，也不会进入新闻调查栏目时，她用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刺眼的乡村书写，并以此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起精神上的关系。

　　“写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难，但我很看重它”，黄灯说，自己是学院派中一个特别的人，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都没有出书，《大地上的亲人》也不算学术成果，“可是，它才是我最真实的学术表达，是我以学术理解这个社会的方式”。

　　当这个时代的主流叙事以宏大的视角忽视着亲人们在大地上所郁积的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我感觉到凸显真相的必要”，黄灯内心越发有无法遏制的冲动，“要以他们为模本，抛弃掉所有成规定见，将他们制作成光鲜时代的刺目标本”。（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