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不仅阐述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而且概括了主要内容，明确了重点任务。这就使这项举国上下共同进行的伟大工程有了清晰可见的“路线图”，有了操作的依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总体格局中，文学艺术是其特别重要的主体部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全面深入地实施这项伟大工程，是关乎中华民族精神走向的大事！如何传承和发展文学艺术中蕴含着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篇大文章，不仅意义非凡，而且必须马上起而行之！
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学者，我时常思考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功能与地位，当然更多的还有古代文论在今天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现在看来，从文艺理论的意义上来考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内涵与建构作用，不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要唱主角的。
如所共知，美学对于文学艺术的现状批评和发展态势，是主要的理论基石，也是其批评标准的依据。对于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和学科教育来说，文艺美学是近几十年来应运而生的学科体系。它有着深厚的中国文艺传统的土壤，同时又有着鲜活的批评功能。在我看来，文艺美学的确立及发展，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其主要资源的。
杜书瀛主编《文艺美学原理》
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
笔者近年来为艺术类研究生讲授《文艺美学》课程，又写了为数不少的文艺美学论域中的文章，渐次对文艺美学有了一些体会，觉得对古代文论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没有必要为古代文论的前途或命运怀着“中心摇摇”的殷忧。因为在中国美学理论众多成果之中，时时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它经过近四十年的建设，有了那么多自觉建构的理论成果，仅是以“文艺美学”命名的专著或教材也在十部以上，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对它视而不见，也难！
文艺美学在中国被提出，在中国的文化根基中生长，在某种意义上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文艺美学介乎于美学和文学艺术之间，研究各门类之间一些共同的审美规律。文艺美学在框架上固然有足够的哲学美学的笼罩，但又有明显的经验层面作为学科基础。中国古代文论（本文将传统意义上的文论即文学理论，扩展为文艺理论，将画论、书论、乐论等纳入其中）留下了那么多的论著、范畴和命题，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中是难以取代的，它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用不着我们外加给它，也用不着我们挂在嘴上，耳提面命，它是内在于文艺美学这个具有强健生命力的新兴学科的。或者直接地说，如果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不是在中国的文学艺术氛围中，不是在中国文论传统的助动下，文艺美学的产生是难以想象的。对文艺美学有创建之功的几位著名学者，如台湾的王梦鸥教授，大陆的胡经之教授、周来祥教授、杜书瀛教授和曾繁仁教授等，都有着深厚而系统的古代文论修养和造诣。王梦鸥的《文艺美学》于上个世纪70年代问世，大多数学者谈到“文艺美学”学科源头时提到这是最早以此命名的专著。一般认为，王梦鸥这部著作，只是为这个学科的诞生留下了“文艺美学”这样一个名字，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现在的文艺美学体系相去甚远。此言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少了点儿历史性眼光。以我们后来见到的几部关于文艺美学的体系性专书的框架来看，王梦鸥的《文艺美学》还没有明确地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角度进行建构，但其书中的各部分，决非游离于文艺美学的性质之外。其中，意境论作为王氏“文艺美学”的重要部分，很明显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再如胡经之在大陆是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首倡者，其代表作《文艺美学》是文艺美学学科支撑的最为主要的几部专书之一，具有典型的体系性。其中多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发掘与升华，如“艺术形象：审美意象及其符号化”，“艺术意境：艺术本体的深层结构”等章节，都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生发出来的。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也同样是从古代文论中发掘了许多相关的命题，加以理论提升。如第四章“文艺创作中的美学辩证法”，其中的“写真与写意”“形与神”“虚与实”等，都是在古代文论的命题中生长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专书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张世英的《进入澄明之境》、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韩林德的《境生象外》等，这些著作并未冠以“文艺美学”的名号，却是很地道的文艺美学著作。其中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有足够的美学品性，作为文艺美学的基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它们不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在充分的审美经验（包括创作的和鉴赏的）中加以概括和升华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作者们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作家或画家、书法家，其论著多是创作经验的总结或权威性的鉴赏批评。文论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像《文心雕龙》那样“体大虑周”的文论巨著固然不多，但更有相当多的论著既有具体的品评，又有内在的逻辑框架，如钟嵘的《诗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黄休复的《唐朝名画录》、张怀瓘的《书断》、严羽的《沧浪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等。还有大量的是在书信、序跋、杂论之中。中国古代的论诗诗，也同样是内涵颇为丰富、审美判断的价值观非常明显的文论样式。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那些散见于笔记、杂文中的文艺批评见解，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文论来自于作者丰富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对艺术创作的甘苦之言，他们作为大诗人、大艺术家的身份和对文学艺术的透彻领悟，使其谈文论艺之作，具有穿越时空的理论魅力。如宗炳的“澄怀味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等，都是有着恒久的理论生命力的。
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经验性和直观性而缺少抽象思辨的看法，笔者是不能苟同的。古代文论固然有足够的经验性和直观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在某些方面来看，既不缺少哲学背景，又不匮乏抽象高度。有些重要范畴或命题，是在典型的中国哲学中生长出来，又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境密切关联。如刘勰所说的“意象”“以少总多”，严羽所说的“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国维的“境界”等，都是如此。它们是有充分的文艺美学品格，又有足够的抽象程度。
在笔者看来，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无须那么多的焦虑，也用不着在“现代转换”上费尽脑汁，因为古代文论中的好多元素本身就并未在当代美学中“退场”，活跃在美学和文论的场域之中，试想：如果将古代文论的这些话语都在文论和美学中抽空，恰恰会使现有的理论格局变得支离破碎！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应该有美学上的充分自信。尤其是文艺美学，无论是前缘还是前路，古代文论都是内在的血肉！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学者本身的理论素质、哲学修养、艺术品格。自身理论修养的提高，对于中外美学的贯通理解，可以使古代文论这个看似古老的东西生机无限，魅力无穷。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做出的成就，就是我们现成的榜样。我们没必要“舍家逃走”。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古代文论是必须得到深入发掘的，而且它又是“活的”，必成为这个工程中特别具有审美魅力的重要部分。（文/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