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行走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象征着更高等

　　据国外媒体报道，古人区分人类与其它动物的原则十分简单：人类会直立行走。在做出这种评断的古人中，最著名的当属柏拉图。据说他将人类描述为“双足行走、没有羽毛的生物”。用“没有羽毛”来描述人类，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现代观念认为，双足行走与智力发展有关。但柏拉图认为，体表没有羽毛是朝人类发展的重要一步，因为他知道，另一种双足行走的动物是鸟类。古希腊人认为，鸟是介于人类和神祗之间的角色。而对于柏拉图的这种奇葩言论，犬儒派的第欧根尼也做出了回应。他将一只鸡的毛尽数拔去（鸡是双足行走的），然后带到柏拉图学院门口，大声宣布道：“这就是柏拉图的人！”

　　虽然在我们看来，双足行走是人类的明显特征。但柏拉图认为，直立行走是为了让理性的头脑尽可能远离满足口腹之欲和云雨之欲的器官。他认为，头部就像身体的“卫城”，意味“高处的城市”，无论从形神而言，都是人体的制高点。城邦之于直立的人体，正如人体之于城邦。柏拉图认为，直立的身体最好还要具有智慧、高贵、美丽和美德。这种观念原本是希腊人用来描述士兵的姿态的，既彰显了士兵的体态，又赞扬了士兵对城邦的忠诚。

　　柏拉图和第欧根尼对人类体态的定义截然相反、相互对立，而这也奠定了此后对人类体态相关辩论的基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似乎逐渐占了上风。的确，在当代哲学关于“人类的边界”的讨论中，“第欧根尼的鸡”便被视作一个荒谬的例证。20世纪初，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利用形态逻辑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剖析，指出“‘苏格拉底是一头没有羽毛的、双足行走的动物’和‘苏格拉底是人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后者的分类更加宽泛，而前者太过狭隘。到了20世纪，人们只会以嘲讽的口气提起柏拉图对人类的定义。罗素指出，对任何一位现代人而言，都无法想象竟有人会对人类下这样荒谬的定义。

　　因此，对人类直立行走的讨论无论是从道德、美学还是生理角度，都已经抛弃了“直立行走的鸡”这种说法，转而采用了其它更具威力的比喻。

　　对犹太人来说，亚当直立行走的姿势象征着他比上帝创造的其它动物更高等，即使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也是如此。这一理念认为，人类直立行走的姿势是由上帝创造的，正是这一姿势定义了人类的身份。而该观念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之初。哲学家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在1784至1791年间编写的《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一书中指出，直立的姿势是“人与野兽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但和传统做法不同，他把这一点放在了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之前。

　　“人的姿势是直立的，这在地球上绝无仅有……只有人类才能自然且持续地保持这一姿势……所有肌肉都适应了这一姿势。小腿肚的肌肉变大，骨盆后移，髋部外扩，脊椎变直，胸部变宽，肩部长出了锁骨，手上长出了感觉敏锐的手指，头部被安到了颈部肌肉上方。人类……能够抬头望天，也能环顾四周。”

　　赫尔德并未忽略推理能力在人类定义中的作用。在他给“理性”所下的定义中，他强调了语言能力的突出地位。但最最重要的，还是直立行走这一高贵的姿势。直立行走象征着上帝创物的本质。在所有物种中，最高贵的便是受了上帝“站直身体”的旨意、选择直立行走的人类。

　　“我们的造物主完成了工作、想尽了所有地球上可能出现的生物形态后，便暂停了下来，开始检验自己的工作成果……她带着母性的慈爱，向自己创造的最后一种生物伸出手去，说道：‘站直身体吧！你曾经和其它野兽一样，但借助我特殊的帮助和关爱，你将直立行走，成为万兽之神。’这是怎样的奇迹啊。正因为直立行走，人类拥有了新的力量；也正因为直立行走，人才得以成为人。”

　　赫尔德的观点填补了柏拉图与约翰·弥尔顿二者理念之间的空白。前者认为直立行走突出了人类对理性的追寻，而弥尔顿则认为直立行走是上帝的杰作，然后才发展出了人类自己的智力。

　　这种观念在现代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中都有体现。如在1667年的作品《失乐园》中，弥尔顿就描述了第一位人类被上帝赋予直立行走的体态后、逐渐变得理智的过程。从人类在道德和身体上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起，人类便诞生了。

　　但康德并不认同这种“神使人独立行走，人因此变得完美”的说法。他认为赫尔德的观点过于浪漫主义，没有立足实际地分析人类的本质与未来。人类并不完美，但根据康德对启蒙主义的理解，人类必须要有做出改变的潜力，“能够独立思考，无需他人指引。”人类要勇于认识万物，而这一行为的核心就在于认识自己。

　　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指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动物”。他还总结道，人类即使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也不过是棵“弯弯曲曲的树”。

　　“然而，最高权威既要保持人类的身份，又要维持内心的公正。这个问题也因而变得棘手无比，甚至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人类既已是一棵弯弯曲曲的树，就难以雕琢成完全横平竖直的作品。”

　　或许人类再努力，也难以做到真正的“正直”，因此完美也无从谈起。康德还表示，大自然是我们心目中花园的理想形象，但我们也只能求个近似而已。理性思考能力固然使人类达到了一种新状态，但倘若这种理想思考是通过自我认知获得的，那么这种状态便犹如一片生长着“弯弯曲曲的树”的森林。

　　“但在社会中，人们这种心态之后便可体现出其好处。就像森林中的树木一样，由于它们需要与其它树木争夺空气和阳光，只有向上生长，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都能长得笔直挺拔。而在地面开阔、树木稀疏之处，植物便可以肆意生长、弯来扭去、盘根错节。所有美化人性的文化和艺术、以及最美好的社会秩序本身，其实都是不爱社交的孤僻性格的产物，它通过这些东西来规范自身。”

　　一切价值都来源于人类努力在社会中立足的行为。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范畴，上述关于人类发展和不良发展的观点都是康德姿势观的核心。

　　康德所描述的“弯弯曲曲的树木”的形象，等于是对赫尔德“直立姿势是定义人类本质的首要标准”这一观点的直接回应。1785年，康德在对赫尔德《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第一卷的书评中批评了这种将直立行走置于核心地位的观点。他总结道：

　　“人类之所以采用直立行走的姿势，并不是因为他们注定理性，这种姿势能帮他们更合理地运用四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类能够直立行走，也正是因为直立行走所需的身体构造，人类才具备了理性思考的能力。”

　　19世纪的思想家们通过阅读康德的姿势论，对生命的定义也有了新的见解。1839年1月16日，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在一大群观众面前介绍了自己对生命的定义。他强调：

　　“灵魂不会停歇，只会持之以恒地运动下去。天才不会回顾往昔。高尚的品行没有记忆。这就是人类的基本法则。生命不可以中断：一旦你停下手中的桨、想要休息一番，你就会就此坠落下去。只有在当下进行思考的人才是智者，过去的经历只为满足当前的需要。因为人类只有不断调整肌肉的运动，才能屹立不倒。死尸或雕塑若没有外力支撑，便无法保持直立的姿势。要想直直站立，你必须活着才行。”

　　这样一来，连生命本身都要由人类的姿势来界定。生命一旦消亡，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姿势了。

　　爱默生支持的这种神学观念认为，姿势代表着人类的活力。这一观点不仅一直流传至今，在19世纪的审美中也有体现。黑格尔认为，人体姿势是审美冲动的核心。而这一观点与康德相左。在黑格尔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发表的系列讲座中，他提出了一项理论，认为姿势是我们正确理解“存在”的关键。“存在”不仅是自下定论的理性思考能力，更是种种以合理方式组织在一起的物质组合。人类便是自然界中蕴含的理性思考能力的合理产物。黑格尔认为，这一点对于“人类直立行走的姿势”非常关键。我们一旦失去了行动的意愿，就无法维持这种姿势，继而退回原始的、孩童般的状态。这一观点简单地总结了前人的复杂理论：直立行走使原始人成为了具有自主行动意愿、能够判断是非的个体。

　　但黑格尔还指出，光是直立行走还不足以定义人类的审美冲动。从直立行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也不足以定义什么是美。

　　“但直立的姿势本身也并不算美。只有当身体自由、灵动时，才能称其为美。假如某人站得笔直笔直，双手紧贴身体两侧，双腿也紧紧并在一起，就会给人以十分僵硬的印象。哪怕是第一眼望过去，也丝毫感觉不到此人内心的冲动。这种僵硬感简直像建筑物一样过于规则，仿佛四肢永远只能保持同一姿势，也看不出任何人内心的意志。双臂、双腿、胸膛、躯干——全都一动不动，就好像这人生来就长这样，他的精神、意志和感受从未对他的姿势产生任何影响。而另一方面，蹲伏和蹲坐又给人以不自由的感觉，因为它们象征着屈服、依赖和奴役。真正自由的姿势不该太过规则，也不应把四肢摆成直线、显得太有棱角，而是应当显露出灵魂的意志，让人能从姿势中感受到自己的心态和内心的热情。”

　　在这段话中，黑格尔不仅对静态与动态的人做了区分，也对自由人和蹲伏的奴隶做了区分。静态的人也许是希腊雕像的化身，但他们明显区别于那些将自己的美封闭起来的人。

　　这里也许该强调一点：经典雕塑中的人体和活生生的人体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奥斯卡·王尔德就曾在对话体作品《谎言的衰朽》中指出过这一点。书中的对话者问道：

　　“你以为希腊艺术作品能告诉我们希腊人到底长什么样吗？你真的相信雅典妇女长的和帕特农神庙中的神像一个样吗？你要是光通过艺术作品来评判，他们当然就长这副模样。但你要是读了亚里斯多芬等喜剧家的作品，你又会发现雅典妇女都系着紧紧的蕾丝花边，穿着高跟鞋，头发染成黄色，还会在脸上涂脂抹粉，就像当今社会中这些愚蠢、时髦或堕落的人儿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想完全通过艺术了解古代，就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而这些雕像的姿势也是如此。古希腊时期的姿势一度令现代人困惑不已。一直到1925年，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才有文章指出：

　　“雕塑家和古代艺术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古希腊雕像表现的男性形象与现代男模可谓大相径庭。而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腰髋部夹角的不同……我们无从得知这些雕像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它们至少说明，古希腊时期理想的男性美与现代骨科医生心中的美有着显著区别。”

　　美国姿势改革家乔·格斯威特（Joel E。 Goldthwait）也曾在1915年的一篇关于姿势与健康的文章中指出：

　　“人们从不同的艺术作品中也能感受到不同人体形态的区别。既有早期希腊雕塑、或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那样完全正常的人体，也有鲁本斯笔下沉重、饱满、如同食草动物的肉体，又有波蒂切利和安杰利科描绘的纤细、如食肉动物般的人体。”

　　在1830年所著的《精神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强调，“在人类意愿的作用下，直立姿势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习惯，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调整。而这种姿势也将始终与人类意愿有关。”因为是人类自己的意愿决定采用这种姿势，而非由上帝决定。然而，人类的身份还是要由姿势来定义：

　　“人最根本的动作就是直立。他能够独自完成这个动作，而猩猩只有借助棍子才能站直。人之所以能直立，靠的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自己的意愿。虽然直立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习惯，不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意愿便可完成，但我们还是要时时保持这一意愿，否则就会倒下。”

　　正如爱默生后来指出，人类的终极“跌倒”，便是跌入死亡的深渊。而对黑格尔来说，则意味着跌入原始的、受“奴役”的状态。（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