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北京时间”

　　实际上，中国现今仍未对国家标准时间做出明确规定，由国家天文台编制的《天文年历》中也从未使用过「北京时间」一词。

　　「北京时间」，只是 1949 年之后，用于指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东经 120° 标准时间（GMT+8）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而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中国使用过的各种标准时制中，都包含了不止一种标准时间。

　　「北京时间」的产生，源于建国初广播电台的报时需求。作为当时最高效的信息传播媒体，无线广播的整点报时是向全国授时的最便捷方式。随着 1949 年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北平改名为北京，自中央以下各级广播电台报时呼号也都开始冠以「北京」称谓，「北京时间」由此诞生，并逐渐为民间接纳。

　　不过，「北京时间」并非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撰出版的《天地年册》，截止到 1952 年年底，理论上中国仍然实行民国时期五时区的标准时区划分。最晚使用「北京时间」的地区是西藏和新疆，两地分别迟至六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末，才放弃使用东经 90° 标准时（GMT+6），转而使用「北京时间」。

　　1950 年11月，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出版的《气象测报简要》，在计算时间时仍将中国划分为三个标准时区

　　特别是新疆，长期在「北京时间」和以东经 90° 标准时作为地方标准时间的「乌鲁木齐时间」之间摇摆不定；至今，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倾向于使用晚于「北京时间」两小时，接近当地地方时的「乌鲁木齐时间」。

　　于新疆最西端昆仑山区拍摄到的日出景象。北京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9时30分，乌鲁木齐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7时30分

　　而在「北京时间」之前，中国使用的标准时间则先后经历了由「海岸时」到五时区的变化。

　　所谓「海岸时」，来自英文 China Coast Time（CCT，意为「中国海岸时间」），最早为英、美等国使用，用以指带世界标准时区制度下的东八区时间。

　　「海岸时」的产生，源于晚清时对外开放的各沿海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的需求。这些城市，因为最早接待进出港口的外轮、外商及侨民，迫切需要统一的标准时间。

　　有关「海岸时」诞生的准确日期，最详实可靠的史料是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在 1914 年《万国时辰统一会概略》中的记述：

　　以民国地舆旷漠，东西横亘七千余里，时间之参差不齐，尤不可无以标准之自来。西人之受聘于中国政府者日谋统一之法度，爰于民国纪元前十年（1902 年）正月一日会议于上海，承认世界标准时。又逾二年（1904 年）八月一日，全国之海关、铁路、电报各局所遂见诸实行，是则世界标准时于民国成立前八年八月一日已有全国行用之动机矣。

　　而推行「海岸时」出力最大的国家，当属在沿海沿江城市租界最多，势力最大的英国。除众所周知的上海外，实行「海岸时」的城市还包括威海、天津、汉口等地。而据香港天文台的历史资料，香港采用东经 120° 标准时也是始自 1904 年。

　　此外，「海岸时」的推行，对中国最早的电信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民国主要有线电信电报机关的发报时刻，大多来自上海、广州等海关大钟的授时。

　　于1927年建成的上海江海关大楼，其钟楼大钟号称亚洲第一，并使整座大楼成为上海乃至远东的地标性建筑

　　如果说「海岸时」来自英国，那么民国时期由官方天文机构制订的五时区标准时制则来自法国。

　　在位于法国的国际时间委员会（即前文「万国时辰统一会」，法文名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指导下，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于 1918 年印发的《中华民国八年历书》里，根据国际通行的世界标准时区，提出了将全国划分为 5 个时区的方案：

　　一曰中原时区，以东经 120°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

　　二曰陇蜀时区，以东经 105°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

　　三曰回藏时区，以东经 90°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也。

　　四曰昆仑时区，以东经 82.5°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

　　五曰长白时区，以东经 127.5°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爱辉之东属之。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

　　北洋政府之后，原中央观象台的业务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天文研究所接管。天文研究编写的历书，沿袭了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为 5 个标准时区的方案，仅在各时区的具体划分上略有差异。

　　采自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1948 年《天文年历》的中国标准时区划分图

　　由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使用标准时间的地区仍然限于国内经济、交通最发达的少数城市，并由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等机构以电报、电铃和钟楼报时等形式，为普通市民提供授时服务。

　　而使全国各地民众对标准时产生明确概念的最早时期，还是抗日战争。

　　1939 年 3 月 9 日，在抗战中转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标准时会议，决定：

　　我国标准时区仍照前中央观象台所划定，分为五区；并请中央研究院制定标准时区图，送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转饬一律遵守。

　　该饬令从 193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

　　也就是说，这一决定在形式上使用修改后的五时区标准时；而在实践上，为确保战争时期指令传递的准时无误，全国都统一使用重庆所在的陇蜀时区（位于东七区，比今天「北京时间」晚一小时）的时刻为标准时。

　　与之相对的，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则被强令在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 135° 标准时（东九区，比「北京时间」早一小时）。

　　一份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 1939 年抗战期间的播音节目单，该节目单以重庆所在的陇蜀时间为标准时间。资料来源：《抗战八年广播纪》，2015 年，275 页

　　抗战结束后，五时区标准时还未及向全国再次推广就因内战的迅速爆发而停滞，换为了「北京时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最早的「北京时间」并非基于东经 120° 的标准时，而是另有来头。

　　1949年11月1日，西安《群众日报》刊登了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一则更改列车时刻表的通知：「本路行车时刻自十一月一日起改用北京时刻（即较现行时刻提前五十六分）。」这里的「现行时刻」为陇蜀时间，经过计算，「北京时刻」为北京的真太阳时，即基于北京当时当地太阳中天位置而确立的地方时刻。

　　而这种以国都所在地的真太阳时来计时的制度，在中国历史里倒也是习以为常——它自古代中国有钦天监的时代以来，绵延千年之久，直到 1949 年建国前的半个世纪，才被西方的标准时制所取代。

　　参考资料：

　　郭庆生, 《中国标准时制考》. 中国科技史料, 2001, 22(3).

　　郭庆生, 《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 中国科技史料, 2003, 24(1).

　　任杰, 关增健, 《20世纪初我国标准时源流初探》.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4, 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