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病毒”为何总是源于蝙蝠？

　　目前，人类已经在蝙蝠体内分离出超过80种病毒。蝙蝠为什么会携带如此多的致命病毒？它们自身却为何不会遭受病毒侵袭？从蝙蝠身上，我们又能学到哪些抗击病毒性疾病的策略？

　　2002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在广东佛山首发，并迅速扩展到中国及全球其它地区，导致774人死亡。在随后的病毒研究中发现，导致SARS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其自然宿主为蝙蝠中的菊头蝠。

　　2016年10月底，就在距离首次发生SARS地点100多公里远的广东清远，研究人员在四个猪场发现乳猪急性腹泻症，5日龄以下猪仔死亡率高达90%，截止到2017年5月，共造成24693头乳猪死亡。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童贻刚、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马静云以及新加坡Duke-Nus医学院新发传染疾病项目院长王林发及其团队，展开了国际大合作。他们发现导致乳猪大量死亡的是一种名为“SADS-Cov”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自然宿主依然是蝙蝠中的菊头蝠，万幸的是这种病毒目前并不会导致人类患病。

　　令人警惕的是，SADS和SARS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均发生于广东，都由新发冠状病毒引起，源头都是菊头蝠。

　　包括中华菊头蝠 (Rhinolophus sinicus)在内的菊头蝠是SARS的元凶。

　　蝙蝠的病毒“入侵”？

　　除了SARS、乳猪急性腹泻症，近二十年来，很多疾病的暴发都与蝙蝠有关，比如2014年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1998年马来西亚暴发的尼巴病毒、1997年澳大利亚暴发的梅南高病毒，以及1994年澳大利亚暴发的亨德拉病毒等等。科学家们现在认为在新发现的人类传染性疾病中，有75%来源于其它动物，而蝙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病毒库”，目前在蝙蝠体内已经分离出超过80种病毒。

　　蝙蝠携带的病毒为什么会“入侵”到人类社会？

　　研究人员认为，一部分原因是蝙蝠的地理分布及其行为特点。蝙蝠是一种分布范围非常广泛的哺乳类动物，除了南北极之外，蝙蝠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大部分蝙蝠种类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中国，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是蝙蝠的主要栖息地。而且，在哺乳类动物中有五分之一是蝙蝠，它是除人之外，分布最广的哺乳类。

　　“从理论上来说，野生动物分布范围越广，它对家养动物和人的影响以及风险就越大。”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说。随着人类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活动扩张，广泛分布着的蝙蝠与人类社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在广东发生乳猪急性腹泻症的猪场，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猪场的位置是在城外，在猪场周围发现有蝙蝠飞翔，而猪场旁边有一些小山丘，这些山丘周围很可能就是蝙蝠的栖息地。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很明显的传播途径是蝙蝠的粪便污染了猪场的环境，最后将病毒传播给了猪。

　　与致命病毒共生

　　蝙蝠体内有如此大量的病毒，并且会给人类和家养动物造成致命的危险，但是它自己仿佛并不受这些病毒的影响。科学家在实验条件下用病毒感染蝙蝠，发现并没有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

　　蝙蝠的哪些特性使得它总是将病毒传染给人和动物，而自己却安然无恙?新加坡Duke-Nus医学院新发传染疾病项目院长王林发认为，这或许与蝙蝠是唯一一种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有关。

　　“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蝙蝠有上亿年的进化来解决它如何适应飞行这个问题，在进化过程中，它有很多系统发生了变化，包括它的防御和免疫系统。”王林发说。“这使得病毒与蝙蝠形成了一种看似共生的关系，互不侵犯。”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周鹏也曾经比较了，为什么某些病毒会导致陆地哺乳动物发病而蝙蝠却不发病的原因，试图找出可以对抗病毒的机制。2018年2月，周鹏作为通讯作者在学术期刊《细胞·宿主与微生物》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蝙蝠体内一个被称为“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干扰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这使得蝙蝠刚好能够抵御疾病，却不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野生蝙蝠可能会携带很多病毒，但是它们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周鹏说，“相比于控制，这种现象更像是共生。”

　　免疫反应一方面有助于身体抵御病毒等病原体，但是对某种病毒的过度免疫反应可能导致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发生严重的疾病。

　　“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有一句话叫做‘No virus kill us, we kill ourselves’，意思是说，并不是病毒杀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杀了自己。”王林发说，“这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如果反应太强反而会造成疾病。”这对于研发抗击病毒的药物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或许我们不应该制造抗病毒药，而是应该研发不让机体产生过强免疫反应的药物。”

　　如何防止病毒大规模暴发？

　　以蝙蝠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如何预防病毒的再次大规模暴发，成为科学家们研究的重点。

　　“SARS之后，我们国家包括全球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将新发传染病的战线向前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说。其中包括，对自然界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进行长期监测，建立早期的诊断技术，对可能流入人类社会造成疾病的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来预防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

　　自从参与了SARS病毒研究后，石正丽发现有一些指标可以用来评估和预测野生动物病毒的风险性。比如，她发现遗传多样性大的种群，携带的病毒更多，变异也更多；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种群分布的范围越广，其对家养动物和人的影响就会更大；从进化关系上来看，如果某种病毒与已知的人或家养动物病毒进化关系越近，这种病毒感染到人和家养动物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林发在发现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天然宿主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认为，备战意识和国际大合作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治意义重大。“此次在控制乳猪急性腹泻症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合作的思路都可以应用到未来其它传染病的防治中。”

　　在此次控制乳猪急性腹泻症过程中，由于快速组建起了一个多学科国际合作的团队，才使得疾病被控制在了局部范围并没有大规模的扩散，也没有发生可造成人类患病的病毒变异。即使未来在人类社会中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暴发，王林发认为，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