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假设:若你知道死亡时间和方式，会如何过一生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何时以及如何死去，那会怎样？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某些信念，以此对抗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你和所有认识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去。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始终潜伏在我们的脑海中，最终驱使我们做些事情，包括选择前往教堂祈祷、吃蔬菜、去健身房，以及激励我们要孩子、写书和创办公司等。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死亡通常潜伏在我们的思维后面，对潜意识层面施加其影响。费城儿童医院和费城大学儿科医生、伦理学家克里斯·富德特纳（Chris Feudtner）表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浑浑噩噩度过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我们通过更直接地关注眼前的事物来应对。”

　　然而，如果围绕我们自己死亡的不确定性被消除，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突然被告知死亡的确切日期和方式，那会怎样？当然，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但仔细考虑这种假设的情况，就能揭示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动机，并暗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度过“有限的时间”。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下死亡是如何影响现实世界中行为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就曾指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能呼吸、排便、拥有自我意识、可能在任何时候死去的肉块”时，心理学家对我们如何处理潜在的巨大焦虑和恐惧非常感兴趣。

　　所罗门及其同事们为他们的发现创造了一个术语——“恐怖管理理论”，认为人类坚守文化建构的信念，例如世界自有其意义，我们的生命有存在价值等，这些都是为了抵御那些本就存在却被忽略的恐惧。在1000多个同行评议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时，我们会更加执着于基本的文化信仰，并努力增强自我价值感。我们也变得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忠诚，对任何威胁到它们的东西都充满敌意。

　　即使是对死亡非常微妙的意识，比如电脑屏幕上闪过42.8毫秒的“死亡”一词，一场发生在殡仪馆附近的对话，都足以引发行为上的改变。那么这些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对在外貌、政治倾向、地理出身和宗教信仰上与我们相似的人更有好感，同时对与我们不相似的人更加轻蔑和暴力。我们对那些认同我们世界观的浪漫伴侣有更深层次的承诺，更倾向于投票给那些有拙劣魅力的领导人，他们煽动对外界的恐惧。

　　图2：死亡的想法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爱国，同时也会使我们对外界的同情更加坚定

　　我们也变得更加笃信虚无主义、酗酒、吸烟、购物以及暴饮暴食，我们不太关心环境。如果每个人都突然知道他们死亡的确切日期和方式，那么社会上可能出现更多种族歧视、仇外、暴力、战争叫嚣、自我伤害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然而,这并不是注定的。像所罗门这样的研究人员最终希望，通过意识到死亡焦虑所引发的广泛负面影响，我们或许能够抵消这些负面影响。事实上，科学家已经记录了很多与这些普遍趋势背道而驰的的例子。例如，韩国的佛教僧侣不会对死亡的提醒做出这种反应。

　　图3：佛教僧侣对死亡的提醒似乎没有典型的自我防御反应，这与“恐怖管理理论”的预测相反

　　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被称为“死亡反思”的思维方式，发现让人们不仅仅思考一般性的、抽象的死亡方式，还要思考他们将如何死亡，以及他们的死亡将对家庭产生何种影响，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更加无私。举例来说，不管社会是否需要献血，他们都愿意捐献。他们也更愿意反思积极和消极事件在塑造他们生活中的作用。

　　根据这些发现，了解我们死亡的确切日期可能会让我们更关注生活目标和社会联系，而不是下意识的保持孤立。萨尔斯堡大学心理学教授伊娃·乔纳斯(Eva Jonas)表示：“如果我们提倡一些策略，帮助我们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并将这些知识融入我们的日常选择和行为中，那么这一点将尤其正确。了解生命的稀缺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并让人们产生‘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促进宽容和同情，并将防御反应降至最低。”

　　图4：以一种特定的、明确的方式反思我们自己的死亡，可以鼓励利他行为，比如献血

　　不管整个社会是否因为发生了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好事而转变，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死亡认知的反应将取决于个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体情况。诺丁汉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劳拉·布莱克(Laura Blackie)表示:“你越神经质、越焦虑，你就越专注于死亡，而无法专注于有意义的生活变化。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知你会在90岁的时候平静地死去，那么你可能就不会有动力去参与其中。”

　　然而，无论生命在13岁还是113岁结束，对绝症患者的研究都能阐明对死亡的典型反应。富德特纳说，姑息治疗患者通常会经历两个阶段的思考。第一阶段，他们质疑诊断的前提，询问死亡是否绝对是不可避免的，或他们是否可以与之抗争。第二阶段，他们会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剩余的时间。大多数人二者选其一。他们要么决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尽一切可能战胜疾病上，要么选择反思自己的生活，将剩余时间尽可能多地用在与爱人在一起做能带给他们快乐的事情。

　　图5：有些人可能会决定不与自己的死亡日期抗争，而是花时间做些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

　　在假设了解死亡确切日期的场景下，同样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富德特纳表示：“即使你知道自己还有60年可活，但最终你的寿命也会缩短至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一旦死亡时钟越走越近，我想我们会看到人们在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上移动。”那些选择阻止自己死亡的人可能会沉迷于避免死亡，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严重。比如，知道自己注定要被淹死的人可能会不停地练习游泳，这样他们就能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而知道自己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可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避开车辆。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走相反的路，比如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来对抗他们被预言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使他们能够控制整个过程。例如，乔纳斯及其同事发现，当他们要求人们想象自己会遭受痛苦，慢死于某种疾病，可以自主选择某种方式来结束生命，以获得更多控制，对死亡焦虑表现出更少的防守偏见与。

　　图6：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推到更有创造力的高度

　　那些选择接受死刑的人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被激励去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时间，在创新、社会、科学和创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高。所罗门说过:“我想说的是，知道我们的死亡日期会让我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它会给我们心理上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为自己、为家庭和社区做更多的事情。”

　　的确，从创伤幸存者那里获得的证据表明，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有限时，可以激发自我升华。虽然很难为这些人收集基线数据，但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变化是深刻的、积极的。布莱克说：“他们称自己变得更坚强，更有灵性，能识别更多的积极可能性，更珍惜生活。他们意识到：‘哇，生命如此短暂，总有一天我会死去，我应该充分利用它。’”

　　图7：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比如奥兰多枪击案）有时报告说，他们的恢复能力更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相反，许多人可能会选择放弃生活，停止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被一种毫无意义的感觉所驱使。正如殡葬师、作家、Order of the Good Death创始人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所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将于明年6月份去世，你还会有心思写这篇专栏吗?”

　　毫无意义的感觉也可能导致许多人放弃健康的生活方式。道蒂表示：“无论如何，如果在某个时刻死亡是注定的，我可能不再去吃有机食品，喝普通可乐而不是健怡可乐，也许我会尝试些药物，脸上整天涂着蛋糕。我们的很多文化都是围绕着防止死亡或者维护 法律和秩序以避免死亡而设计的。”

　　图8：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认识到自己的死亡会引发像吸烟、酗酒和暴饮暴食这样的虚无主义行为

　　不过，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在极度兴奋和虚无之间做出选择，选择这个星期“坐在家里，准备好30包Cheez Whiz饼干，然后在Netflix上看《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而在下个星期，这些人又去“救济厨房做志愿者”。但是，无论我们身处哪个领域，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开明的人，尤其是当我们接近死亡日期的时候，也偶尔会变成“颤抖的废墟”。富德特纳承认：“改变是有压力的。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最大变化——从活着到不再活着。”

　　实际上，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因为提前知道我们何时、如何死去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更多的人可能会接受治疗，这将发展出与死亡相关的特殊领域。新的社会仪式和惯例可能会出现，死亡日期可能像生日那样被庆祝。但计算方式会发生改变，庆祝的主题变成倒计时而非年龄见长。

　　图9：宗教将被彻底动摇

　　现存的宗教核心将被彻底动摇，邪教可能在精神觉醒中出现。道蒂表示：“我们开始崇拜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去的系统吗？向系统祈祷？把我们的处女女儿送出去？这绝对会破坏宗教信仰。”家庭关系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对于许多人来说，找到死亡日期与自己很近的人将成为迫切要求，而专为自己同类人群设计的约会应用程序将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容易。

　　道蒂说：“经常让人们害怕死亡的一件事，就是失去他们所爱的人。如果我89岁就会死去，我为什么要和那个40岁就会死去的人呆在一起呢?”与此类似，如果有可能从生物样本中确定死亡日期，有些父母可能会决定流产注定夭折的胎儿，以避免失去孩子的痛苦。另一些人知道自己将不能活过某个年龄，可能会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做相反的事，尽可能多地生孩子。

　　图10：许多人可能会优先考虑寻找死亡日期与自己相近的浪漫伴侣

　　我们还必须努力应对新的法律和规范。播客Flash Forward的创建者和制作人罗斯·埃弗莱斯(Rose Eveleth)表示，可能会有关于保护死亡日期隐私问题的法律，以避免雇主和服务提供商的歧视。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可能会被迫在竞选前分享他们的死亡日期(拒绝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公愤)。埃弗莱斯指出:“如果总统候选人在就职总统第三天就要去世，谁还会选他？”

　　即使没有强制要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他们的手臂上纹上死亡日期，或佩戴类似军牌的标签，以便在发生事故时，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全力救治。殡葬业也将受到深远影响：它将迎合活着的人，而不是逝去的亲人。埃弗莱斯表示：“殡仪馆将不再能够在人们悲伤的时候尽可能多榨取钱财。选择权重新回到消费者手中。”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有些人可能会举办精心策划的聚会，就像那些选择实施人道安乐死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开始做的那样。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会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死去的人，可能会在道德上或情感上感到孤立。还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利用他们的死亡来达到更高的艺术或个人目的，参加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去的有益活动，或者是为了他们所信仰的事业而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死亡的确切时间和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深刻的改变。道蒂说:“人类文明确实是围绕死亡和死亡的概念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会彻底破坏我们的生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