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鸣笛到喇叭：城市喧嚣中藏着的"噪声"污染耳朵

　　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噪音始终被视为个人道德沦丧的标志。然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环境噪声进行系统性的改变。

　　图：20世纪初，纽约港中行驶的帆船和拖船

　　你的耳朵现在能听到什么声音？也许是忙碌办公室里熙熙攘攘的声音，或者是你的伴侣在隔壁做饭的声音。但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都无法避开一种无处不在的喧嚣，即汽车的声音。

　　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甚至让人产生些优越感，毕竟只有大城市才有这样的喧嚣。然而，汽车的喧闹声以及其他运输和工业活动正在使人们陷入病态。人们忘记了：噪音污染仍然属于污染范畴，而且噪音污染无处不在。

　　不同于其他的许多伤害，听力损伤是不可治愈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听力损伤就像把大脑中的音量调低一样，所有的声音听起来都更加安静。但实际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声音只是在特定的频率上消失——鸟鸣声、人类语言、树叶的柔和沙沙声以及爵士乐钹上发出的尖利声音。

　　人们可以避免过度使用耳塞或参加喧闹的音乐会，但是人们不一定有能力避免高水平的环境噪音，包括在他们的社区、学校附近，乃至工作场所。这使得噪音污染似乎变得无处不在。解决环境噪音问题始终很困难，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反对噪音的倡导者一直在争取静默的权利，而不是倾听的权利。

　　对听力损失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过度的噪音污染上，但是环境噪音也同样不安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被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噪音中，比如交通、地铁、工业活动和机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足以造成严重的听力损失。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通勤一个小时，那么你的听力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

　　此外，城市生活也能维持60分贝的平均背景噪音，这足以提高人的血压和心率，造成压力、注意力不集中和睡眠不足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警笛是每天给人们造成噪音痛苦的极端例证，它们的声压水平为120分贝，与人类的痛觉阈值相当。但自20世纪初以来，保护人类听力的努力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噪音消减法将对环境和健康状况的客观关注转变为对审美道德主义的主观争论。

　　最早的城市反噪音运动是由美国人朱莉娅·巴内特·赖斯(Julia Barnett Rice)发起的，她是一位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和出版商的妻子。当她试图在华丽的意大利风格豪宅里放松的时候，拖船的鸣笛声让她觉得心烦意乱。但她知道，自己的呼吁会被置若罔闻。所以她决定以城市医院里的穷人和病人的名义，发起反对噪音的运动。

　　赖斯的丈夫、《论坛报》的出版人艾萨克·赖斯(Isaac Rice)是妻子改革运动的拥护者。1906年，他发表了妻子的作品《抑制噪音的努力》（An Effort to Suppress Noise），这相当于掀起阶级对抗。她引用悲观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名言为开场白，后者曾把噪音比作粗鲁的人。

　　赖斯写道：“有些人对这样的声音保持微笑，因为他们对噪音并不敏感。他们不只是对争论、思想、诗歌、艺术不敏感，他们对任何一种智力影响都不敏感。”在赖斯的叙述中，这些平淡无奇的人指的是谁？拖船工人。这篇文章叙述了赖斯阻止船只鸣笛的努力，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顽强的斗士，在无休止的喧嚣中乞求平静。

　　首先，她寻求法律援助。在纽约收藏家办公室的法律部门，她发现了一项条款，上面写道：“在当地汽船监察局看来，所有监察人员认为是‘不当’或‘疏忽’或‘不熟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换句话说，赖斯试图将拖船的鸣笛声描述成专业不当行为。遗憾的是，美国汽船监察人员认为，这一点似乎无需特别重视。

　　赖斯随后前往警察局，并发起了请愿活动。她承诺收集“穷人和富人同样的签名”，但却派了权威人士来收集签名。在那些被她认可的人当中，有许多富有的医院主管，他们鼓吹赖斯是为了帮助病人而不是惩罚海洋工人而发起请愿的。监察人员对此仍然无动于衷。

　　赖斯最终采访了多名拖船工人，并把他们的回答作为制造噪音的证据，而不是为工人描述他们的劳动艰辛。拖船船长们为自己吹哨子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一名船长称：“如果取消哨声，将需要额外的水手作为信使通知码头工人，而且这会浪费很多时间。”另一个人说:“如果不把船员叫醒，我们就有在潮汐中丧命的危险。”第三人则称:“你必须吹哨唤醒船员，你不能指望他们总是保持清醒状态。”

　　赖斯并未因此放弃，她向海事学者和高层求助，这些人支持并研究她的主张。最后，赖斯赢得了一场胜利：全国蒸汽航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不必要的吹哨声。拖船工人坚持了一两天后，突然发现工作变得没法干了。全国蒸汽航行委员会也没有办法执行决议，他们重新开始恢复使用喇叭的习惯。

　　赖斯对此受够了，她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几乎限制所有拖船使用其哨声的情况，并要求在商业和劳工部门有常设代表，负责监察水道骚扰方面的事宜。在这方面，她最终也未能实现目标。

　　不过，经过最终的努力，赖斯取得了成功。在大约10000名来自交通运输业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大师、伙伴和飞行员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结束所有的噪音信号。在1907年的《班纳特法案》（Bennet Act）中，该法案成为联 邦级法律，这也是美国国会批准的第一个反噪音法案。

　　赖斯利用穷人和病人作为工具来通过她的立法，但这在政府最终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真正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噪音信号正影响着拖船的航行，使夜里进出港口变得混乱而不安全。

　　在赖斯遭遇的磨难中，她把拖船工人视为个人敌人，而不是潜在的盟友。她对人们的道德困境缄口不言，努力描述这样的场景：水手们从她身上偷走了平和之心。回过头来看，她的表现有报复和精英主义的影子。但不幸的是，她的好战姿态为随后在全美各地举行的噪音消减运动奠定了基础。

　　正如历史学家艾米莉·汤普森(Emily Thompson)在她的书《现代性声音景观》(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中所解释的那样，《消声法》特别针对那些相对没有权利的弱势人群，他们被视为阻碍“打造秩序井然的、符合中产阶级愿景的城市”的敌人。

　　其中包括纽约市警察局长托马斯·宾厄姆(Thomas Bingham)在1908年颁布的第47号法令。它的目标是针对街头噪音，而不是港口噪音：街头小贩、报童、踢锡罐者、溜冰者、街头音乐家、汽车喇叭、平板电车等等。不久之后，这部法令还开始禁止职业噪音，禁止破坏安静的人继续工作。

　　这些举措重挫了街头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移民。尽管如此，法院还是支持这些法律。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件涉及一项芝加哥法令，该法令限制商贩到城市的某些地方，并禁止他们使用喊叫声进行广告宣传。1911年，当法院支持这项法律时，商贩们先是罢工，然后发生暴乱，导致大规模起义和广泛的损害。

　　警察惩罚了那些小贩，罢工也被镇压，法律仍然被通过执行。很快，街上就没有小贩行走的身影。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噪音法案帮助清理了城市街道。最终，它不再是人们熟悉的领地，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当然，汽车也创造了新的噪音。

　　噪音法也在分区制的发展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城市的土地分成若干“区域”，并指定特定用途(如住宅、商业或工业区)。赖斯反对拖船运动的持久遗产是留下“安静区”的概念，由于噪音存在的潜在危害，许多地方特别禁止噪音，比如医院、学校和病人房间等。1908年，纽约设立了第一个安静区，在赖斯与医院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其他城市也紧随其后。违反“安静区”规则通常会构成轻罪，可被处以罚款、监禁或两者皆可。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强制执行反对噪音的法令都令立法者感到不安，尤其是当噪音的肇事者是对城市至关重要的行业时，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干预商业以保护安静环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它限制了揽客者、小商贩以及其他没有权力的人。但是，当涉及到制造商、工厂或货物运输者时，令人不安的商业风险超过了保持安静的好处。此外，由于噪音及其在法律上的处理规则是主观的，反噪音立法常常是无效的，城市地区的警察手头上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

　　然而，“安静区”的概念依然存在于城市规划中。第一个分区法将噪音纳入考虑范围，划定了与商业和工业区分开的居住区。与噪音消减法一样，分区制也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它最早的用途之一是划定黑人和白人家庭的界限，这种做法即使在最高法院于1917年推翻相关法律后依然存在。中产阶级白人想要阻止低收入的非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低收入的白人)渗透到他们的社区中。

　　《法律权力之表象》(The Color of Law)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认为，这是在分区制开始施行时出现的，这一决定在某定程度上导致了今天旧金山等城市住房严重短缺的后果。在这些城市中，住房的平均价格在2017年达到了150万美元。

　　在这些地方，发展经济适用房的斗争赢得了密集发展倡导者的支持。但是，那些从房价上涨中获利的房主们仍在竭尽全力地将公寓从单一家庭社区中搬出。对密度更大、价格更低的住房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新公寓会造成了太多噪音。

　　尽管城市得到了城市精英和中产阶级的青睐，但到本世纪中叶，他们开始在郊区寻求宁静，这可以帮助逃离噪音、机器和人群的喧嚣。他们的逃离使城市失去了发展所需的资源，这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与分区制一样，郊区(包括和平与安宁的承诺)的历史也受到种族主义的驱动。

　　早期的郊区发展中，如吉尔福德和巴尔的摩的罗兰公园，对向少数民族和犹太人发放抵押贷款有严格的限制。虽然这似乎与声音无关，但有一种联系，即种族和宗教少数派偏见，它们经常用来充当抗议建筑项目的借口。例如，2003年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发生的一起事件，导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党(Ulster uninationalist)反对修建清真寺，理由是当地居民会被“哀嚎”吵醒。

　　今天，随着郊区居民返回城市，他们也将为争取安静而战。玛丽·汤普森（Marie Thompson）在她的书《超越不需要的声音》（Beyond Unwanted Sound）中，描述了英国乌西伯恩河谷（Ouseburn Valley）工业区的例子。该地区已成为音乐和艺术的温床，部分原因是那里没有多少住宅可被打扰。然而，这里收到大量噪音投诉，几处场馆在多次法律冲突后关闭。这些抱怨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而是来自富裕的新移民，他们购买了新开发的建筑。

　　造成最大伤害的噪音不是来自俱乐部和住房派对，后者引发各种各样的噪音投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赖斯在她的反对噪音运动中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工业噪音是最严重的问题，尽管个别工人不应对此负责，正如赖斯所总结的那样。

　　环境噪声的两个最大来源是交通和工业活动。早期的噪音条例帮助清除了街道上的噪音，但也使汽车噪音发展成为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地步。工业地区通常建在靠近城市中最贫穷、非白人地区的土地上，情况更加糟糕。工业生产的噪音可以达到80到89分贝，随着时间推移，足以对听力造成严重损害。

　　那些听起来像是碎石、挖掘、锯断、锅炉以及火炉的声音在100到109分贝之间，在15分钟的曝光后会引起听力损失。更糟糕的是，许多在城市工业区附近建造的房屋都是老式的，通常都没有隔热和防火设施，这些建筑无法屏蔽噪音，也没有能帮助隔离其振动的地板。里面的居民通常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维修，以便进一步降低噪音的影响。

　　另一个因素是空中交通，特别是靠近主要机场的地方。正如加雷特·凯泽（Garret Keizer）在他的书中《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所指出的，新机场往往更靠近贫穷的社区，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居民经常缺乏资源来对抗新的发展规划。对于工业来说，选择这些地方通常受到的阻力最小。

　　在巴尔的摩，城市里弥漫着两种响亮的声音：警笛(120分贝)和低飞的警用直升机(80到85分贝)。在低收入群体中，这些声音几乎是恒定的。噪音法和警察之间形成了另一种程度的冲突，这也反映了警察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在这个城市里，与警察接触会给有色人种带来大麻烦甚至死亡，噪音投诉不仅仅是处理邻里之间纠纷一种令人不安的反社会手段，也可能成为暴力武器。如果噪音抱怨者也是噪音惩罚者，那么很明显，目前的战斗噪音系统是用来诱捕那些被剥夺权利公民的。

　　为了解决环境噪音问题，城市及其市民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针对个人的噪音是无效的，反社会的，并且不能消除真正伤害人们的噪音——环境噪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须是系统性的，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目标上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反应。

　　尽管有她自己的意图，但茱莉亚·巴内特·赖斯（Julia Barnett Rice）还是为此提供了范式。只有在开始对整个海洋产业发表演讲时，她才取得了成功。类似的方法今天也能奏效。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针对整个运输部门，而不是惩罚那些卡车可能太旧的运输工人，而是要求他们更多使用欧洲多孔沥青配置来减少轮胎噪音。

　　同样地，任何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举动都会导致更安静的环境，因为煤炭和石油开采是极其嘈杂的工作。在地方和州一级，要求对过时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维修和改善的资金将大大减少火车、汽车和卡车造成的噪音。

　　城市规划的方法是在城市基础上消除噪音，就像从汽车道上取走一条车道，把它让给自行车、行人或绿地一样简单。改善、扩大和适当地为公共交通提供资金，将汽车从道路上移除，既减少了汽车发出的声音，也可以用电车和高速轻轨等更安静的选择取代它。

　　在建筑方面，声学应该在所有建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普通的公寓建筑到最宏伟的艺术博物馆。噪音控制应该从规划开始阶段就被考虑到，而不是事后才考虑。许多这些方法的服务范围远比减少噪音污染更广泛。他们还可以保护环境，减少警察的监视，防止工业活动的发生。对航空旅行、工业生产和商业产品实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定也会有所帮助。这些努力，加上可执行的环境噪音法，为城市噪音的摧残提供了一种补救方法。

　　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美国曾经尝试过，并以失败告终。1972年，环境保护署成立了全新部门“噪音消减和控制办公室”(ONAC)，以对抗环境噪音。可是不到10年之后，里根政府削减了ONAC的资金，结束了联 邦政府对环境噪声的监督和执法。今天，由于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领导的EPA正在废除类似的环境保护措施，重新建立ONAC似乎不太可能。由于缺乏行政监督，美国人似乎进一步陷入了无助的境地。

　　对于警笛、飞机和货车噪音，人们能做些什么呢?人们没有采取广泛的行动，而是继续在噪音消减法中获得些许安慰。像Noise-Free America这样的组织仍然致力于维护个人的行为，他们目前进行的活动包括：打击“吹落叶者”的罪恶，惩罚那些驾驶改良过排气系统汽车的市民。

　　在很大程度上，噪音是个与沉默的道德追求无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困扰城市居民长达100多年的反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城市居民必须明白，噪音是那些拥有最多权力的人制造的。也就是工业和基础设施，而不是个人。拯救我们耳朵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始和我们的邻居谈论噪音，而不是去监督他们。

　　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在地方、州以及国家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将需要在社区组织、环保活动人士、城市规划者、市议会成员、工会、教师、听力学家、建筑师和声学家之间建立联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开始制造点儿噪音来阻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