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建垃圾焚烧厂，但别建在我家附近，这个死结有解吗？

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 2018-10-19

　　“环境保护”早已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两个严峻的数字是：1.8亿吨——这是中国每年的垃圾产量；2/3——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包围。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世界环境》杂志社长兼总编辑贾峰一直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和接受城市中垃圾焚烧站的建设。工作的难点之一是公众的普遍态度“项目很好，只要不建在我家附近就好”——这就是“邻避效应”。贾峰将和我们分享“邻避效应”的解决之道。

　　以下为贾峰演讲实录：

　　大家晚上好。

　　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有30年了，作为一个绿色生活的践行者，我无论是出差还是在京，都会带自己的水杯子。但是我今天也产生了不少的垃圾，因为今天晚上吃的是盒饭，用了一次性饭盒，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垃圾。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邻避，如何来解决由此产生的困境”。

　　演讲嘉宾贾峰：《打开“临避”之门，我们需要什么钥匙？》

　　和刚才四位老师不一样，他们有人讲保护动物，有人说如何救治病人，还有讲如何去养老，如何通过抗生素的发明和应用去和病魔这样的疾病作斗争。我讲的是“邻避”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邻避”困境。

　　也许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邻避”还是一个陌生的词，像这位女生，你以前听说过邻避吗？在座的各位有多少听说过“邻避”这个词？

　　“邻避”是什么呢？“邻避” 实际上是音译，英文叫：NIMBY，是五个英文单词（Not In My Back Yard）的首字母的缩写。所以有人中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叫：邻避。

　　邻避是怎么产生的？

　　在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我们都会产生一些垃圾，而垃圾的处理主要通过堆填、卫生填埋和焚烧的三种方式。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有人发现芬兰的三座垃圾焚烧炉里的飞灰里面出现了二噁英。二噁英是一种致癌物质，所以公众又担心垃圾的焚烧可能会产生致癌的物质，损害公众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就掀起了一场运动，抵制垃圾焚烧装置的建设。

　　1980年，有一名叫Emily的英国女士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危险的废弃物》。她用了NIMBY 这么一个词来描述。NIMBY，“不要在我家附近建设垃圾焚烧装置”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邻避”这样抵制垃圾焚烧的社会现象？

　　首先大家觉得垃圾的焚烧可能会产生污染，而污染会损害公众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公众觉得一个城市的垃圾，为什么不在你家附近处理，非要拉到我们家附近？所以心理上有很多的不平衡。于是西方国家80年代开始兴起的这场运动，导致在国外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垃圾焚烧处理的停滞期。

　　到了现在，垃圾到底如何处理呢？

　　经过几十年不断地摸索和发展，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垃圾焚烧发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效的而且无害化的处理方式。

　　我们来看看上面这组数据。

　　全世界目前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装置大概超过2000多座，这些装置绝大多数都在发达国家。

　　日本有超过300座这样的垃圾焚烧装置，为周围的居民提供热水和为这个家庭和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

　　1998-2012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

　　在法国的巴黎，人们在城市中心建立了垃圾焚烧装置，这些建在城中心的装置，不仅可以更方便地收集垃圾，还可以更高效地为垃圾焚烧装置周边的居民提供可持续的热水供应。这个装置就在塞纳河边，远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埃菲尔铁塔。当地居民之所以接受这么一个装置，而不是让这个装置远离自己的家，因为它提供了无害化的处置，高效的能源供应，以及一个低成本的利用热水的选择。

　　下面这张图解释了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面，不同国家垃圾的三种处理方式的比例。

　　2011年欧盟的27个国家里面，不同国家垃圾的三种处理方式的比例。

　　通常来说垃圾有三种处理方式：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垃圾的卫生填埋和垃圾的焚烧发电。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欧盟国家中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填埋。

　　看这个数据，你会发现从芬兰开始到匈牙利的这个阶段，垃圾焚烧和填埋大概各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果到了芬兰右边的这几个国家，将近50%是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另外的40%左右就是垃圾的焚烧发电；剩下的极少部分属于填埋的范围。

　　大家都担心垃圾的焚烧发电或者焚烧会产生二噁英这样的污染物质。公众对于污染物质的担忧、抵抗和社会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推动了更严格的环境法律的推出以及环境标准的提高，以及技术的进步和工艺的改进。

　　演讲嘉宾贾峰：《打开“临避”之门，我们需要什么钥匙？》

　　1990年到2000年间德国二噁英的源解析给我们提供了证据：在1990年，全德国一年产生大概1200克的二噁英，其中来自垃圾焚烧的大概占33%。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标准的提高，到2000年整个德国二噁英的排放量下降到低于70克，其中来自于垃圾焚烧装置的排放只占了大概0.7%，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

　　德国二噁英的排放量的变化。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工程学院的刘阳生老师曾经做过长期跟踪研究，在他看来，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由二噁英致癌的流行病学病例。从这个角度来说，1995年以后新建的、符合建设标准的垃圾焚烧装置，都能够达到环保的要求和无害化的要求。

　　但是公众对于建设这样的项目依然充满了担忧和疑虑，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这样。比如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台北在兴建垃圾焚烧装置的时候就出现了市民反对的活动。为此在垃圾焚烧装置建设的过程中，除了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决策外，他们还建立了一些环境保护、教育设施和社会福利、服务的设施，在为公众提供社会便利的同时，打消公众的顾虑。

　　台北建设的北投和内湖垃圾焚烧厂。

　　这是在台北建设的北投和内湖垃圾焚烧厂，这里有环境教育教室，有游泳池为周边的居民和周边的中小学提供免费的游泳服务，有建立在烟囱顶部的旋转餐厅。如果垃圾焚烧厂烟囱里面有污染物质超标排放，那么餐厅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而事实上排放是达标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用餐、休息、观景，没有安全的隐患。

　　和大家分享一个中国的垃圾焚烧厂的故事。

　　中国是个后发的国家，现在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很遗憾，公众关于垃圾焚烧发电装置的知识大多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所以一提到垃圾焚烧发电，大家想的第一个词就是二噁英，而后想到的就是垃圾臭气熏天的味道，觉得垃圾焚烧厂不安全。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决策和选址的时候没有充分与周边公众沟通的情况。所以在某些地区就出现了垃圾焚烧装置“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现象。

　　2014年4月，在杭州的余杭区中泰街道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公众反对在当地建设垃圾焚烧装置的群体事件。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人阻碍建设方进入，他们静坐在高速公路上堵塞了交通，严重了影响当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在某些地方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件，就会宣布项目叫停。但是杭州并没有叫停项目，而是组织了82批、数千人的参观团，到周边已经建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实地参观。因为反对者中几乎没有任何人见识过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什么样子，他们知道的都是陈旧过时的知识。

　　通过实地的参观，大家树立了信心，了解了知识，也知道了在中国的市场上，哪些厂家是有信誉、有经验、有能力去运转一个高标准、没有污染物排放的垃圾焚烧厂，是可以为社会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优秀企业。

　　82批、数千人的参观团，到周边已经建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实地参观。

　　经过参观的过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新进行了环响评价和社会风险的评估，最终在2015年4月份，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它的位置选择在中泰街道九峰山下一个废弃的矿坑里面。

　　经过两年多的兴建，去年6月份工厂已经建成了。经过调试，于去年11月正式投产。

　　7月份贾峰实地调查时拍的垃圾焚烧场的一些照片。

　　这是我们7月份实地调查时拍的一些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不亚于一个星级酒店，非常干净。中间是一个终端控制室，几个工人就能够控制日处理3千吨生活垃圾工厂的运转。他们有在线的监控设备，数个这样的探头可以了解整个生产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环境监测的数据、重要的安全和生产数据，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工厂外面竖制的巨大的LED屏显示，公众可以通过手机了解到工厂生产的状况和污染物排放的情况。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众能够了解这个企业是否能够达标排放，能不能达标排放，以及出了问题如何向有关的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右边是一条环境宣传的廊道，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场所。左下方那张照片是垃圾焚烧厂的二楼天台，是一个喝咖啡、喝茶的地方。坐在这里你闻不到任何的垃圾陈腐的恶臭，因为这里使用了现代化的负压装置，让垃圾在焚烧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味道都不会排放到厂区的生产车间外。

　　除了现代化装置的正常运行，我们还了解到，当地的政府通过政策的创新为当地谋取经济福利，如果来自中泰街道以外城区的垃圾运来这里处理，要给当地提交一笔跨区的垃圾处理费，每吨75元钱。这样，中泰街道每年有大概几千万的收入可以用于修建道路，建设更好的医院、养老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设施。

　　中泰街道第二批为民服务的实事工程。

　　这是我拍下来的中泰街道第二批为民服务的实事工程。公共建设需要资金，资金的来源从何而来？对于中泰街道来说，一个高标准绿色工厂的落地，为他们解决了长久的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离垃圾焚烧厂最近的是一所中学，这个中学由于生源太少早已关闭，学生们都集中到另外的地方去上学，校园也废弃了。但是我们发现有人利用学校旧址建设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叫布鲁克。大家想一想，离垃圾焚烧厂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如果对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没有信心的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建这么有特色的酒店呢？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投资者对于企业有信心，对于监管有信心，才在这里选择建立一个高标准的旅游服务设施。

　　在离垃圾焚烧厂400～500米的距离建的特色酒店。

　　Not in my backyard，用最通俗的中文来说，就是垃圾离我远远的。然而垃圾产生者又来自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各位。

　　根据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报告，全世界现在有74～75亿人，2016年每个人平均产生0.74千克的垃圾，全世界每年产生垃圾近20亿吨。北京有2200万常住人口，由于生活水平在提高，我们的人均垃圾产生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大概0.83千克左右。按照规律，随着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可能人均垃圾的产生量还会增多。每天现在大概有1.83万吨的垃圾产生，如果用荷载2.5吨的卡车把这些垃圾都装在车上的话，这些车排起来正好可以绕三环路一圈。

　　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实垃圾焚烧发电厂确实高效、减量，而且资源再生。因为垃圾焚烧发电以后，它留下的垃圾与填埋相比大概减少了90%的体积，减少了80%的重量。

　　但是它很贵，会花很多钱。有没有更便利的条件，更可持续的方法？

　　首先要不产生垃圾。比如我们今天活动所在的剧场，曾经是一个印刷厂，按照过去的逻辑，工厂怎么能用做剧场？所以要把它推倒，用更多的钢铁、水泥、玻璃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剧场。而且推倒一个旧建筑、建设一个新建筑会产生更多的GDP。然而这里没有，它只是把工厂内部做了改装和环境无害化的处理，做了适当的修饰，就具有了新的功能。这样一种新的功能定位，是我们未来新的发展观的出发点。这样就不产生建筑垃圾，也不用去耗费更多的铁矿石，耗费更多的钢铁、玻璃、水泥和更多更多的电力。所以，不产生垃圾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的途径。

　　第二，产生的垃圾怎么办？要垃圾分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垃圾分类使资源能够更高效地利用。我们还提倡让一件物品有更长时间的使用寿命。比如中国人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物品使用的长期化就是资源浪费的最小化。

　　我这里带了一个小小的布包，这个布包是我的百宝囊，每天伴随着我，里面有我的手机、车钥匙、U盘，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这个包大概用了多久了？

　　23年，这个包是我从1995年开始用的。

　　贾峰老师用了23年的布包。

　　拿着这个包很安全，因为别人可能看不出一个布包能装什么东西，而且使用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包在过去二十三年的过程中代替了不知多少个一次性塑料制品。让一个物品的寿命不断地延伸是最大的环保。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确定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三个优先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节约为先。节约就是环保，节约就是少产生垃圾。

　　如果我们最终产生了垃圾怎么办？要通过无害化的处理，让垃圾不会给公众健康带来威胁，而且要减少垃圾在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次污染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面对垃圾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节约，以及不断地提高效率带来的减量化。而垃圾的焚烧是我们整个垃圾处理政策的一个补充。

　　演讲嘉宾贾峰：《打开“临避”之门，我们需要什么钥匙？》

　　解决“邻避”的困境，第一，我们需要“德先生”，也就是民主。既然公众对建设垃圾焚烧厂有这么多疑虑，那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开放式地决策，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让大家表达意见，完善我们的政策建议。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有科学的精神，需要“赛先生”。因为垃圾的处理和技术、工艺、科技，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通过“赛先生”的参与，让我们可以理性地去处理未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三，我们需要“劳先生”，也就是法治，我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应该依法有序地表达。处理环境这样的公共问题，需要政府来主导，企业扮演主角，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碧水护岸、鱼翔浅底，以及田园风光这样美丽的景色。而这些词汇描述的内容和小康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