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上海文艺杂志：封面女郎的起源

　　1913年至1915年间，文艺杂志以迅猛之势在上海大量创立，一两年间就涌出了大约30种文艺杂志。作为传播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其形式与内容映射了清末民初上海文化变迁，女性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发出声音，都市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兴起和发展起来。

　　12月9日晚，由华东师范大学和大隐书局联合举办的“大夏读书会”展开了一场题为“摩登与传统之间——南社与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化”的讨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建华和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张春田带领观众“穿越”到百年前文化变迁中的上海。

　　封面女郎：新女性的形象

　　现在的时尚杂志大多都是以靓丽女性形象为封面，其实早在一百年前这一风尚就已流行。1913至1915年间在上海涌现的文艺杂志开始引领靓丽女性封面的潮流，并且有一半以上为鲜艳的彩色封面。这些封面中，是女性到野外拍照、写生，或者去邮筒寄信的画面，呈现了一种新女性的形象。

《妇女时报》1914年与《礼拜六》1915年杂志封面（陈建华供图）

　　而在此之前，这种图片是很难见到的。与今天完全不同，那个时代里，几乎没有良家女子愿意公开展示自己的形象。1909年《小说时报》创刊时，编辑包天笑就使用了效果更真实的日本进口拍摄设备，计划要用照片来做杂志封面。而两年以后包天笑创办的《妇女时报》是第一份商业性的女性刊物，这对女性封面照片就格外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天笑等人在南京路上开了个照相馆，专门找妓女免费拍照，但照相馆拥有照片的版权，可以将其刊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因为妓女们平时会将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客人，免费照相自然吸引了她们前来拍照。

　　“在包天笑看来，妓女的照片其实可以传递美学的观念。她们有能力在洋行消费高档品，所以穿着非常时髦，这种打扮吸引了女学生和贵妇的跟风效仿。”陈建华教授说。

　　此后，这种美女杂志封面开始占领街头巷尾，各种杂志对于如何表现美女都有自己的策略，不过大多都会选择“美女与名花”的搭配方式。“这种搭配可以说与《红楼梦》中女性和花朵对照的方法类似，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笔法。”陈建华解释道。

　　然而，在这一批新近涌现的文艺杂志中，还有一份独特的杂志《眉语》，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女性团队主编、创作的杂志。它以女性休闲刊物为旗帜，培育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批女性小说作者。“经过考证，《眉语》作者群中可以确定为女性者超过了十位。”陈建华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期的杂志封面上竟然是位长发飘飘的裸体女子，她头靠抬起的左手臂，右手轻捏半遮身体的薄纱，体态和姿势优美静谧。这幅画出自民国著名的广告画画家郑曼陀之手，《眉语》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甚至有人冒充女子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公开写信说郑曼陀有伤风化，法院要给他传票。

　　《眉语》第1期封面（陈建华供图）

　　在青年要求婚姻自由却又往往不能如愿的年代中，这份举动大胆的杂志给社会传输了一篇篇远离政治的爱情小说。在刊登的小说里，一篇《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文章描写了一个广州新婚妻子在武昌起义以后鼓动丈夫去参加革命，最后丈夫却因此牺牲，她陷入了不该让丈夫离开去革命的悔恨之中。“这个女子从‘大我’回到了‘小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主义。”陈建华评价道，“《眉语》鼓吹男女爱情，表现了夫权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姿态和声音，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女性欲望的强烈呼声。”

　　休闲杂志：新兴的都市文化

　　文以载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对于文学使命的认识，但1914年《礼拜六》的创立是对传统的一次反叛，是都市文化的觉醒。它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刊物，以休闲消遣为办杂志的主要目标，宣传礼拜六礼拜天花时间看这份杂志比去妓院、酒楼、戏院更为高尚。还有一些娱乐性更强的游戏杂志应运而生。这种市民文学对文以载道发起了挑战，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文学的抨击。

　　“以往的文学史或政治史对于晚清到民初这段历史都强调单面的论述，五四之前的文学往往被认为是落后的，被一棍子打死。这是五四的某种偏执，但在日后也形成了某种范式。”张春田说道。

　　在陈建华看来，五四所反对的市民文学却是有自己独特价值的。“它其实与都市发展的伦理价值是同步的，鼓励年轻人要励志、守信，遵守知恩图报等传统道德，是在培养一种都市文化，建立都市秩序，促进都市文化性格的产生。”

　　《摩登与传统之间——南社与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化》讲座现场，左为张春田，右为陈建华。（刘志军供图）

　　上海在这种独特的地缘环境中，在反娱乐的新文学大潮里，仍坚持自己的文学阵地，张春田认为这其实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晚清的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提到很高的地位，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但新小说理念大于实践，政治小说比较枯燥、类型化，没有什么文学味儿。恰恰是1910年开始一些文人办的文艺杂志，给文学带来了变化。”

　　与晚清小说多是翻译而来的不同，新兴文艺杂志的题材反映了新事物的出现，包括电话、电报、交通工具等。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再把小说当宣传教化的工具，而是反映都市人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是文学上的一种突破。

　　“在这种新兴的都市文化写作中，女性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更多地加入写作的行列，表达对自我解放的理解，而不是五四里男性呼吁式的解放。在政治世界宏大话语之外，还有家和爱情这样的个体情感。”张春田说道。

　　“20世纪的中国有革命、共和与复古三股力量的共同交织。”张春田总结道，“而一个城市的文化正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下，才会更丰富。”（文/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王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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